“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首长，一般人都没有小轿车，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四十七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的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一九二一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一九二○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回到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我印象最深是，客堂间里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客堂间里还有一只皮面靠背摇椅，陈独秀常常坐在这只摇椅上。”杨淑慧领着沈之瑜、杨重光步入屋内，指着客堂后、厨房前那狭长的过道小天井，说道：“这里原先有一个水泥的水斗，上面有个自来水龙头，平常是用来洗拖把的。有时，我们用木塞塞住水斗的出水口，放满了水，用来浸西瓜。……”杨淑慧滔滔不绝地说起当年的情形，清楚地表明，这里确实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陈独秀的故居，也是中共成立之后最早的中央工作部所在地。找到这一革命遗址，沈之瑜和杨重光颇为兴奋。    

    看见杨淑慧已经有点疲乏，沈之瑜道：“今天就到此收兵了吧。过几天再找‘一大’会址。”    

    于是，沈之瑜跟杨重光作了分工：沈之瑜负责寻找贝勒路上李汉俊家，杨重光则去寻找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来了个兵分两路，双管齐下。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博文女校是当年毛泽东、周佛海等中共“一大”代表住宿的地方。这所学校早在一九三二年便从上海滩消失了。不过，寻找一所早已关门的学校的校址，毕竟要比寻找当年李汉俊家容易一些。    

    杨重光派出了沈子丞，前往上海市教育局，翻阅解放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总算顺利，博文女校记录在案：“博文女校创办于一九一七年，董事长黄宗汉（黄宗汉原姓徐，嫁给黄兴后改姓黄），校长黄绍兰……”该校曾三度迁址：最初在贝勒路，后来迁至蒲石路(今长乐路)，一九二○年时迁入白尔路(后改名蒲柏路，今名太仓路)。    

    据此线索，杨重光前往太仓路寻访老居民。虽然路名更换、门牌变动，在老居民的协助下，还是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砖二层楼房——这便是毛泽东、周佛海等当年下榻之处。棘手的是寻找李汉俊的住处——中共“一大”会址。沈之瑜约了杨淑慧，沿着贝勒路慢慢地走着、走着，诚如本书开头所写及的那样……    

    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杨淑慧的双眉紧蹙着。她有点为难了：“沈同志，李汉俊先生家里，我去过几次，可是现在我仅有的一点印象影迹皆无了。我记得，当时李家的房子是新造的，前门正对着马路，路边一片荒凉。大门对面是一片菜地，那里有一家吹玻璃的棚屋作坊。可是，眼下的贝勒路两旁全是房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昔日的影子没有了!”“别着急，慢慢地找。”沈之瑜安慰她道。慢慢地、慢慢地踱着，杨淑慧极力搜索着当年的残存的印象。三十年前，她曾随丈夫周佛海去拜访过李汉俊，也曾给李家送过信件。然而，毕竟已经三十年了，天翻地覆，人世沧桑……行行复行行。她走到了贝勒路与另一条马路的交叉路口，猛然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