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向路人打听那条横马路的名字。“这是兴业路。”她得到这样的答复。兴业路?她还是平生头一回听见这一路名。她摇摇头，否定了自己头脑中闪过的那似曾相识的印象。看到她迷茫、疲惫的神态，沈之瑜对杨淑慧说道：“我看你有点累了，早点休息吧，改日再找。”    

    过了数日，杨淑慧忽地来到了沈之瑜的办公室。她面含喜色，看得出，有好消息!果真，有了眉目：原来，这几天她又独自到贝勒路细细寻访，终于证实她那似曾相识的印象是不错的。    

    那兴业路，是与贝勒路一起，在一九四三年改名的。兴业路原名望志路，是在一九一四年以当时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的。在一九四三年根据《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的规定，废除了“望志路”这一路名，改用广西东南部的兴业县县名来命名，称为“兴业路”（许多人误以为“兴业路”路名是解放后取的，“事业兴隆”之意。其实是一九四三年取的。于无意之中，取了一个含义深远的路名，一直沿用至今）——与兴业路平行的另一条马路，便用广西东北部的兴安县县名来命名，叫“兴安路”。    

    在黄陂南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亦即当年的贝勒路与望志路的交叉口，杨淑慧对一家横写着“恒昌福面坊”大字招牌的房子，凝视良久，觉得很像当年李汉俊家。不过，当年的房子是青砖中镶着红砖，而如今旁边却是白粉墙上面写着一个四块床板那么大的“酱”字，这是她从未见过的。房前是一个菜摊。在贝勒路上反反复复逡巡，她唯觉得此处与记忆印象相似。她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了沈之瑜。这样，寻找李汉俊的旧居，总算找到了一点头绪。但是，印象只是印象，有待于进一步查证。于是，沈之瑜前往那里调查。那里的居民都说，酱园的董老板是“老土地”，住的时间最长，最熟知那儿的情况。    

    那家酱园，挂着“万象源”招牌。老板叫董正昌，卖酱油、酒、醋、盐之类。他娓娓道来，这才廓清三十个春秋的变幻。原来，在一九二○年夏秋之际，一位姓陈的老太太出资在那里建造了一排五幢房子。每幢房子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当时的上海，流行着这种式样的石库门民居。这一排石库门房子，坐落在望志路上，自东向西，门牌分别为一○○号、一○二号、一○四号、一○六号、一○八号(后来改为兴业路时，门牌改为七十号、七十二号、七十四号、七十六号、七十八号)。    

    姓陈的老太太建造了这五幢房子，并不是给自己居住，而是出租，坐收租金。租下一○六号、一○八号两幢房子的，是一位姓李的先生。李先生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变二为一。后来，李先生搬走了。    

    一九二四年，董正昌把这五幢房子全部租下。他对这五幢房子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把一○○号、一○二号、一○四号改为三楼三底，把一○四号的天井改成厢房，又把外墙粉成白色，写上巨大的“酱”字。这样，那三幢房子成了“万象源”酱园。他又把一○六、一○八号改成二楼二底，把一○六号天井改成厢房，租给了亲戚居住——他成了二房东。    

    后来，他的亲戚在一○六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    

    李书城当年的“官儿”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亦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一○六、一○八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1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