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输家，往往容易发火。蒋介石输了，对毛泽东恨透了，火极了！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名义，对毛泽东下了“通缉令”。蒋介石给毛泽东开列的罪名是:“意图颠覆政府，其为内乱犯！”蒋介石光是“通缉”毛泽东还不解气。他在七月四日召开的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上，提出《厉行全国总动员戡平共匪叛乱方案》，得以通过。他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号召全民，一致奋起，淬厉进行”，“从速戡平叛乱”。于是，蒋介石宣布，全国进入“戡乱时期”。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法令及条例:《中国国民党戡乱建国总动员方案》、《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国防军事实施办法》、《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戡乱时期国家紧急治罪办法》。蒋介石在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国务会议通过总动员令，实为对共匪重大之打击，不仅军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第九部分：国共决战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匪”

    戡乱总动员，也无济于事。战争形势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战争进行了一年(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蒋介石的军队被歼人数已达一百一十二万。    

    美国《白皮书》也明明白白指出:“战略主动权已由政府手中转入中共手中。”    

    蒋介石虽说不愿直截了当承认失败，但从他讲话的口气中也可明显感到了:“共产党绝对不能打败我们。”他已不再去夸口讲几个月内消灭共军了，只是说中共打不败他，表明他已处于守势了。对于这一年的战争，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在进行总结。他们都既回顾过去一年的“棋局”，又在总结的基础上考虑如何走下一步棋。    

    毛泽东的总结，是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在陕北葭县朱官寨写的，题为《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蒋介石的总结，是十月六日在第四期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演讲，题为《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    

    毛泽东显得很兴奋:“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蒋介石则不能不正视败局:“前方的部队，遭遇迭次的挫折，高级将领被俘的被俘，战死的战死，这不仅是我们革命莫大的耻辱，而且对于社会人心发生很严重的影响。”毛泽东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是:“我军作战方针，仍如过去所确立者，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蒋介石则确定如下方针:“今后剿匪的工作，斗智尤重于斗力。”蒋介石开动了脑筋，用他的“智”，下达《制定剿匪作战守则与六项要目之手令》。他提出今后对中共作战的“四大守则”:“一、积极进攻；二、迅速行动；三、特别注重火网之构成；四、夜间行动。”他制定的“六项要目”是:“搜索、警戒、侦察、掩护、联络与观察。”不过，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蒋介石益发处于不利的地位。一九四七年十月，毛泽东起草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毛泽东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现已大举反攻。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披靡，人民欢声雷动。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    

    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内战祸首”。蒋介石对毛泽东下“通缉令”，而毛泽东此时来了个针锋相对，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实际上，这也就是对蒋介石下“通缉令”。蒋介石和毛泽东互下“通缉令”，这与两年前他俩在重庆高举通红的葡萄酒杯，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毛泽东还宣告:“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面对中共由守势转为攻势，蒋介石意识到他已到了“存亡危急之秋”。蒋介石在这年十一月三十日，写下一篇《反省录》，对于他的处境作了如下描述: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尤以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十二日，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尤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宿(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安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