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听罢，颇为感慨。他说，他原以为中共跟蒋介石有十年的血海深仇，知道捉住了蒋介石，虽不至于立即杀蒋，但也决不会轻易主张放蒋。    

    周恩来说：“蒋介石本人，现在是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因此，促使他改变政策，实现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杨虎城道：“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就这样，周恩来成功地构筑了“张、杨、中共”这“三位一体”。原先，中共只是分别与张、与杨秘密联络，杨不知张与中共的联系，张不知杨与中共的联系。如今，张、杨、中共三方结为一体。此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之中，便以张、杨、中共为一方，国民党政府为另一方。周恩来不愧为统战高手，有了张、杨，中共的“砝码”更重了。当然，在与周恩来的交谈中，杨虎城也透露了自己的隐忧：“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敌对的党，地位上是平等的，对蒋可战可和。我是蒋的部下，如果轻易放蒋，蒋一旦翻脸，我的处境就和共产党有所不同了。”顺便提一笔，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消息极为灵通，他的“黑室”发挥了莫大作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名叫亚德莱的美国人，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Black Chamber”，即“黑室”，负责侦译密码电报。杨虎城也设立了“黑室”。那“黑室”名副其实：设在新城大楼（亦即最初拘押蒋介石之处）的最底层地下室，光线暗淡，还遮以黑布。在“黑室”里工作的是杨虎城的机要秘书李致远。    

    李致远原名李直峰李直峰：《杨虎城将军设置的“黑室”》，《上海文史》，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由中共党员南汉宸引见，任杨虎城机要秘书。这“黑室”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侦译了蒋介石、阎锡山堵击红军的许多密码电报。西安事变时，缴获了胡宗南驻西安办事处特印密电本以及军政部的双码代码密电本，侦译了“讨逆”总司令何应钦指挥三十个师扑向西安时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作战命令、口令信号、陆空联络符号等等。这样，“三位一体”对于南京方面部队的动向了如指掌！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苏联否认“莫斯科魔手”

    西安本来已经够热闹的了，如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称西安已成了“一个歌剧场”。在热闹之中忽地又爆出耸人听闻的消息：红旗插遍古城西安！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南京已纷传“共党策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中共的阴谋”，“中共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西安已脱离中央（引者注：指国民党中央），投奔中共”……眼下，西安一家名叫“雷电社”的电台，向国内外播发了“红旗插遍古城西安”的消息，南京更是据此证明张、杨“投奔中共”。    

    就连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在采访毛泽东时，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史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究竟事实如何？毛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罢。史沫特莱：《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载《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一九三七年。    

    据那位在杨虎城“黑室”中工作的李直峰回忆，经“黑室”电台监查，发现竟是东北军的一个电台，在播发“雷电社”消息！周恩来马上指示东北军内的中共党员，细查此事。一查，才弄明白：东北军中的几位青年军官参加扣蒋行动，在华清池蒋介石行辕缴获了一部电台。于是，他们便以“雷电社”的名义，向外发布消息，自以为是做“革命宣传”。这些年轻人没想到，他们以无线明码发布的新闻电报，在外界引起了混乱。经周恩来劝阻，这个“雷电社”才宣告结束……这“雷电社”小插曲，倒是表明了南京方面以及海外对于中共的一举一动，是何等关注。理所当然，日本和苏联方面的态度，也是众所关注的。    

    日本外务省在十三日晚，便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日本政府方针，应以慎重态度，静观事态之推移情形。”日本的《朝日新闻》，则印出号外，大字标题是《支那政局全面混乱》，报道“蒋介石氏突被监禁”，“张学良氏兵变指挥”，还有“张学良氏自己保身”，与“共产军妥协”等等。日本的《日日新闻》，则称“张学良兵变”背后乃是“莫斯科魔手”在操纵！苏联的表态，出人意料。苏联并不支持西安事变，反而指责这是日本玩弄的政治阴谋！十二月十四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指责“此次张学良兵变”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社论说：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兵士亦充满抵抗之决心，然张将军本人则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