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七日，《真理报》的国际评论说得更明白：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世界新闻界评论，完全证明日方嫁祸他人，伪称张学良叛变乃“莫斯科魔手”之伎俩，业已失败，张氏之叛变及日德协定之直接结果，其目的及任务为煽动战争。    

    与此同时，苏联外交部则通过外交途径，向南京政府声称：苏联与张学良“无关系”，与中国共产党也“无任何联络”，甚至共产国际也与苏联“无关”，“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之行动不负任何责任”。苏联外交部还表示，对于中国一部分报纸散布西安事变与苏联有关的“流言”，感到“非常惊异愤慨，希望中国政府设法阻止”。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于十三日召见苏联驻中国代表，明确地提出：“西安之事，外传与共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    

    南京政府自然并不相信苏联外交部所声明的与中共“无任何联络”、与共产国际“无关”之类话，称之“此地无银三百两”！须知，陈立夫在西安事变一发生，便急寻潘汉年，为的是通过潘汉年给共产国际发电报，借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影响——苏联外交部的声明显然纯系外交辞令！    

    在十二月十四日晚，中共中央在保安便从塔斯社的英文广播中，知道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议论纷纷。倒是张闻天在苏联学习过多年，对此作了解释：苏联有难言之隐，“只能这样说”，否则会引起“与南京对立”。    

第三部分：西安斗智斯大林反对“倒蒋”

    苏联的“难言之隐”，说穿了，无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借西安事变，抨击“莫斯科魔手”罢了。苏联对张、杨的批评，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共中央便在十二日晚十二时、十三日凌晨四时、十三日下午四时，三次电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急切地等待着共产国际的答复。虽说毛泽东在决策时并不完全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办，但共产国际毕竟是中共的上级，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听听来自莫斯科的声音。十三日夜，共产国际的复电终于到达。复电颇长，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在张学良左右一定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苏联不会给这种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不是分裂与内战。    

    第三，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这三条意见，第一点完全与事实不符，第三点中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理与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不同。    

    紧接着，斯大林又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蒋介石，必须进行内战，但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三九○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在斯大林看来，作为中国的抗日领袖，张学良不够格，毛泽东的力量还太小，只有蒋介石才有号召力，能够成为统率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抗日的领袖。斯大林反对“倒蒋”，这一见解倒是正确的。    

    共产国际除了给保安发电报之外，也给上海的潘汉年发电报。    

    西安事变一发生，不仅陈立夫派杜桐荪找潘汉年，而且宋美龄也打电话给姐姐宋庆龄，请宋庆龄找潘汉年。宋庆龄约见了潘汉年。    

    潘汉年去南京时，在宋子文家中，会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二宋要求潘汉年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不要杀蒋介石。只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有保障，什么问题都可以商量。潘汉年如实地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见。十六日，共产国际复电潘汉年：“所见甚为正确，已致中共中央，当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就在十六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亲自起草并签署了致中共中央的电报，可以说是共产国际对于处理西安事变的最明确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