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不论外界或中国共产党自己，都用这一简称。至于“共党”，则是后来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有”简称——中共自己从不称“共党”，虽说“共党”一词似乎并不含贬义。    

    中国国民党倘若依照“中共”那样简称，那就成了“中国”了，与国家之称“中国”混为一谈。照理，应简称为“中民”，但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已有了国民党，也就习惯地简称为国民党——虽说这一简称不甚准确，因为别的国家也有国民党。    

    据蒋介石自述：“光绪三十三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七年，经陈其美介绍，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正因为这样，蒋介石说：“我是二十一岁入党。”那一年，蒋介石正好虚岁二十一。在蒋介石看来，加入同盟会，亦即加入国民党。    

    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九日，由陈其美的盟兄弟张人杰监誓，蒋介石在上海秘密加入了筹建中的中华革命党。那时，孙中山正在筹建中华革命党，至翌年七月八日才正式成立。蒋介石成了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在加入中华革命党之后一个多月，由上海来到日本东京，由盟兄陈其美介绍，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如其自述：“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此处他所说的依然是虚岁，而总理则是指孙中山——国民党人习惯于称孙中山为总理，诚如共产党人习惯于称周恩来为总理，只是一个为党的总理，另一个为政府总理。    

    在国民党内论资历，蒋介石当然比不上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那一批元老，不过也不算浅。照理，当选国民党“一全”代表，蒋介石是够资格的——他已是入党十七年的老党员了。然而，在长长的代表名单里，居然没有“蒋中正”三字。如果他“避居”在老家溪口，目不见也罢，此时此刻他却应召前来广州，眼前晃来晃去的身影皆是“一全”代表，蒋介石的心中未免不是个滋味。就党内地位而言，蒋介石显得太低了！最使蒋介石不悦的是，由孙中山指定的浙江代表杭辛斋，名列浙江六名代表之首，因病缺席（杭辛斋在大会期间的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一全”大会致电哀悼），孙中山宁可空其席位，也未让蒋介石替补！    

第一部分：最初岁月毛泽东春风得意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里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自一九二六年起称中山大学。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四天——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一月二十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九时，当孙中山穿着有七颗纽扣、四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日，今天是民国十三年的一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卷，四页，江苏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孙中山发表演说之际，他的身后悬着中国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旗。大会刚开幕，他便领着代表们向党旗三鞠躬。这党旗是在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时，由会员陆皓东设计的。那蓝色象征青天，正中为白日，向四周射出叉光。最初，叉光的数目多寡不一，由孙中山定为十二叉光，既象征十二干支，又表示十二时辰。黄兴以为青白两色之旗不美，后来孙中山建议加上红色，变成“青天白日满地红”，红、蓝、白三色，象征自由、平等、博爱。在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决定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旗后来则定为中国国民党党旗。开幕式那天，一百六十五位代表和六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三十九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一百四十号席上的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五人，由总理指派。”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大会以绝大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十九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三十九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七项议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此后，这位“三十九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