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竟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大会的高潮是在一月三十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名列于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中央执行委员共二十四人: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守常、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十七人:    

    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祖涵、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    

    在中央执行委员中，有三名中共党员：谭平山、李守常、于树德。    

    在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中共党员达七名：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内中林祖涵（林伯渠）当时是中共秘密党员，尚未公开身份（他在一九一四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一九二一年经陈独秀、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中央候补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国民党比之中国共产党，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党员已达八千二百一十八人。但是，国民党组织庞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五百，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中共中央：《对于国民党全国大会意见》，一九二四年一月一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够“红火”的。一九六三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二十一岁入党的，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三时五十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的结束。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七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二十八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便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国民党“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一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复，他就打道回府，到老家溪口去了。    

    就在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闸北香山路三曾里的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