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炉二十二点五座，每年铸钱一千三百十二万二千文。

　　浙江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一百六十六万四千文。

　　江西炉一百十五座，每年铸钱六千七百六十万八千文。

　　北平炉二十一座，每年铸钱一千二百八十三万零四百文。①福建至迟于永乐九年设炉，该年差官于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至明末宣大、辽东、密云等处也都设炉铸钱。

　　明代各布政司大规模铸钱主要有三个时期，一为洪武，二为万历，三为天启崇祯。洪武初江西等行省各置货泉局（后改宝泉局），设官铸造，此次铸钱至洪武九年罢止。洪武十年各布政司重设宝泉局铸小钱，洪武二十六年罢止。同年又令在外各布政司“一体鼓铸”②。此后各布政司的铸钱规模都不甚大，如永乐九年江西等四布政司铸“永乐通宝”，宣德九年浙江等处铸“宣德通宝”，嘉靖六年直隶、河南、闽、广铸“嘉靖通宝”。嘉靖三十四年令云南铸“嘉靖通宝”，至万历四年首令云南布政司“开炉铸钱”，随后⑤ 《明神宗实录》卷二八八。

　　① 《明史》卷八一《食货五》。

　　① 《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② 《大明会典》卷三一、一九四。

　　令十三布政司所属并两京“开铸制钱”③，朝廷“每府发旋边样钱一百文，直隶州五十文，令照式铸造，铸完呈样”④。此次铸钱至万历十年停止。天启初“令各省直藩司开炉鼓铸”，此次铸钱，有的局炉因亏损“报罢”，坚持下来只有陕西、湖广、四川等处。崇祯二年各地又开始铸钱，“至如南京兵部操江及应天府亦各纷纷铸钱”⑤。

　　按规定，各布政司铸钱，要有工部的公文，同时宝源局要委官监督。各局所铸之钱，在洪武以后万历以前大多解赴京师，从万历开始，各局所铸留在地方“与本地方旧钱相兼行使”⑥，至明末，更是“自铸自用”⑦。各布政司铸钱所用物料经费一般由布政司自办，如嘉靖三十四年云南铸钱，扣留该省盐课银二万两，就近买料雇匠鼓铸。

　　3.制瓷业。

　　明代制瓷业的主体是民营，官营者较少，除两京外，设于地方上的制瓷机构见于《大明会典》记载的有江西景德镇的御窑厂，瓜洲、仪真二厂。瓜洲、仪真二厂由南京工部委官驻扎管理。其他地方也有为朝廷制瓷的记载，如河南钧、磁二州及真定府曲阳县每年为光禄寺生产缸、瓶、坛五万一千八百五十只等。

　　景德镇御窑厂设于洪武年间，“洪武二年（按：一说为建文四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①。御窑厂的管理在嘉靖之前一直由朝廷派官负责。宣德时或遣宦官，或“以营造所丞专督御器厂工匠”，此后宦官经常被派往景德镇督理烧造。至嘉靖初，裁革宦官，命江西“各府府佐轮选一员管理”②，后改为“止是饶州府委官烧造”③。嘉靖三十七年添设饶州通判，“专管御器厂烧造”④，至此景德镇御窑厂由朝廷经营转变为由地方有司经营，但烧造任务仍由朝廷下达。

　　御窑厂的规模甚大，仅龙缸大窑就有三十二座，正德、嘉靖之际厂内官匠凡三百余名，此外还有五百多夫役。御窑厂的工匠因系轮班匠，在厂上工时，自备工食，夫役的工食则由饶州所属七县征解。

　　御窑厂的烧造任务十分繁重，嘉靖初，尚有弘治以来“烧造未完者三十③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④ 《大明会典》卷一九四。

　　⑤ 《大明会典》卷三一。

　　⑥ 《大明会典》卷三一。

　　⑦ 《天府广记》卷二二。

　　① 《景德镇陶瓷录》卷一。

　　② 《文房肆考》卷三，见《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二章。

　　③ 《明世宗实录》卷一○六，嘉靖八年十月。

　　④ 《明史》卷八二《食货六》。

　　余万器”①。嘉靖以后每次烧造数目都在数万件以上：嘉靖三十七年三万，隆庆五年十余万，万历十年九万六千，万历十九年二十四万九千件。

　　景德镇御窑厂，明后期虽由饶州府负责管理，具有地方官手工业的特征；但以任务的下达、产品的用途看，御窑厂又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地方官手工业。这种只负责生产管理，而没有产品支配权（或只有一部分支配权）的现象，是明代地方官府手工业的一大特点。

　　4.矿冶业。

　　明代官营矿冶业，主要由朝廷派官管理和经营。地方政府只在明初直接经营过铁冶，其他时间均是参与管理，有时参与程度还很大，故将官营矿冶的经营管理情况，附在此处叙述。下面分别不同矿课，对明代官营矿冶作大致的介绍。

　　铁课。铁课是明代主要矿课之一。洪武时各行省（后改布政司）均有官冶，当时各地的岁办数额分别是：湖广六百七十五万二千九百二十七斤，广东一百八十九万六千六百四十一斤，北平三十五万一千二百四十一斤，江西三百二十六万斤，陕西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六斤，山东三百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斤，四川四十六万八千零八十九斤，河南七十一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浙江五十九万一千六百八十六斤，山西一百十四万六千九百十七斤，福建十二万四千三百三十六斤。②这些定额中没有广西的定额，而广西洪武五年即已办理铁课，《明太祖实录》卷七七载：“中书省计湖广、广西、江西、山东、陕西、山西、河南七行省是岁铁课凡八百五万六千四百斤”，广西铁课未纳入定额管理，其原因除去后人漏书外，很可能是广西本无定额。

　　明洪武初地方铁冶的管理较为宽松，各处开炉，只要“行移各司”即可。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各处若要开炉，“即须奏闻”，批准后才可开炉。决定权收归中央。洪武二十八年各布政司官冶最后被废止。此后各布政司的铁课就向民间征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