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官僚地主私家园林发达。尤其是江南一带，由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官僚地主群集，因此园林也特别兴盛。南京、杭州、苏州及太湖周围许多城镇都有不少著名的私家园林。当时的园林风格已经明显地趋向于建筑物增多，用石增多，假山设计则追求奇峰阴洞，使园景更加丰富多姿。计成所著《园冶》一书，从理论上总结了江南一带造园技术的成就，是园林建造方面的一部重要著作。

　　6.官式建筑的装修、彩画、装饰日趋定型化。如门窗格扇等都已基本定型。彩画纹样庄严，构图严谨，配列均衡，如大木梁枋以旋子彩画为主要类型，到了清代，和玺彩画及苏式彩画等才有了大量的运用。砖石雕刻则吸取了宋以来的手法，比较圆和纯熟，花纹趋向于图案化、程式化，如须弥座和阑干的做法，明代二百余年间很少变化。这种定型化有利于成批建造，加速施工进度，但使建筑形象趋于单调。建筑色彩因运用了琉璃瓦、红墙、汉白玉台基、青绿点金彩画等鲜明色调而产生了强烈对比和极为富丽的效果，这正是宫殿、庙宇等建筑所要求的气氛。

　　此外，明代的家具也是闻名于世界的。由于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亚地区所产的花梨、紫檀木等不断输入中国。这些热带硬木质地坚实、木纹美观、色泽光润，适于制成各种精致的家具。当时家具产地以苏州最为著名，其制作的家具结构合理、经久耐用，形状秀美简洁，雕饰线脚不多，构件断面细小、多作圆形，榫卯严密坚牢，能与造型和谐统一，油漆能发挥木材本身的纹理和色泽的美丽。直到清代乾隆时广州家具兴起为止，这种明代家具一直是中国家具的代表作。

　　第二节水利明成祖迁都北京，迫切需要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增加运输能力，以便从东南地区调运粮食和物资供应北京。为此，诏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修浚会通河事宜。宋礼在施工过程中，接受了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于汶水下游东平戴村筑新坝，拦截汶水流入南旺，然后将十分之四的水南流接徐、邳，十分之六的水北流至临清，从而解决了元代会通河行水不利的难题，以便漕船顺利地在会通河上航行，使南北大运河全线畅通。

　　明代黄河决口改道频繁，平均约七个月有一次决口，因此，治河任务十分繁重。在治河策略上，明代重北轻南，以保漕为主，形成“北岸筑堤，南岸分流”的格局。

　　在治河理论上，四任总督河道的潘季驯（1521—1595）继承和发展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他按地形坡度，因地制宜地筑堤合流，并“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于是“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①。潘季驯治河的结果是令人满意的。他不但使河道得到刷深，而且改变了海口积沙高仰的形势，为黄河开辟了入海的道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潘季驯的主要水利著作有《河防一览》、《总理河漕奏疏》等。

　　在水利著作方面，徐贞明（？—1590）的《潞水客谈》颇为有名。此书的中心思想是要以人力控制水旱灾害。为此，他曾在京东地区对地形、土壤、河流、水泉等进行考察，把结果绘制成图。徐贞明认为，不但濒海荒地可以耕治，其他如密云、平谷、三河、蓟州、迁安、卢龙、抚宁、丰润、玉田等地，都有丰富的水源可用于灌溉，以利耕垦。他还认为，“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收之则利”。因此他主张兴修水利应从上游入手。他的治水思想强调治理地理环境，并把治水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体现了经世致用的观点。

　　明末，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同时，西方水利学开始传入中国。万历三十九年（1611），徐光启和熊三拔（SabbathinusdeUrsis，1575—1620）合译《泰西水法》。他们的翻译不同于一般人的直译，而是结合中国实际，只选择其中适用的或确实比中国先进的部分翻译。翻译时，一边翻译文字，一边照图制造水工器具，一边试验，然后把制造的经验及试验的结果也写进书中。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翻译了，而是融进了徐光启的研究心得。万历四十年（1612）春天，《泰西水法》六卷译成，成为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水利学专著。

　　① 《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第三节纺织官府纺织业与民间纺织业明代官府纺织业是规模庞大的手工业部门之一。当时在两京设有内外织染局，“内局以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①，南京还设有供应机房。其中工部都水清吏司所辖织染所有大使、副使等官员，专门负责织染生产。为了供给皇室贵族的奢侈需求，内府监局也设有相当规模的工场。据记载，内织染局设“掌印太监一员，总理佥书等数十员。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类”，“有外厂，在朝阳门外，浣濯袍服之所；又有蓝靛厂在都城西，亦本局之外署也”①。各地方官府，凡是有条件的，便设有织造机构。据《明会典》、《明史》记载，当时镇江、苏州、松江、徽州、宁国、广德以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河南、山东等地许多州府都设有织染局。其中以苏州织造局最为著名，杭州织造局次之，内府司礼监有苏杭织造太监一员，专司苏杭织造，派驻苏州。官府纺织业主要生产丝织品，且岁造有定数，“自万历中，频数派造，岁至十五万匹，相沿日久，遂以为常”②，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明代民间纺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一些纺织作坊已具备某种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写道，江苏吴江（时属苏州府）的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停足之隙”③，生动地反映了当地民间纺织业的一片兴旺景象。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④他提到其祖父在成化（1465—1478）末，由资本银一锭，“购机一张，织诸色纻币，备极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月，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业大饶。后四祖继业，各富至数万金”①。冯梦龙《醒世恒言》中也叙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讲的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吴江县盛泽镇施复夫妇因经营丝织业而发家，“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上市出脱”。后来渐渐发达，“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余家事”，“开起三四十张①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