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城市生活与农村相对脱离，也就脱离开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此城市经济生活主要必须依赖于商品的交换，于是商人也就自然成为城市生活中最为活跃的阶层。除去商人之外，在明代的城市生活中，还包括了大量的城市平民，他们大都是城市的劳动者，也是城市人口中的主体。他们靠自身的手艺劳作、支棚设摊或者肩挑手提叫卖为生。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城镇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在城市生活当中与之俱来的还有那些构成了最下层社会的无业游民、娼妓、乞丐、流氓等。这不仅是在南北两京，在当时几乎所有的城镇中都有着这样基本的社会构成，即使是边塞军事重镇，除去由武臣代替了内地城镇的官僚，由军户取代了民户之外，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一般来说，明朝前期城镇阶级结构相对比较简单，除去官府之外城镇居民是统一编户的。如太祖建国初的北平（今北京），“悉城内外居民，因其里巷多少，编为排甲，而以其所业所货注之籍。遇各衙门有大典礼，则按籍给值役使，而互易之，其各曰‘行户’。或一排之中，一行之物，总以一人答应，岁终践更，其各曰‘当行’”①。这样的编户应役，与农村中的情况十分相似，而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方式编户，是当时官府的需求相对简约，而民户的行当也尚不甚多。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的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万历时人曾记述到当时京师北京的情况：“京师风气悍劲，其人尚斗而不勤本业。今因帝都所在，万国梯航，鳞次毕集。然市肆贸迁，皆四远之货，奔走射利，皆五方之民。土人则游手度日，苟且延生而已。”所以京师只有四种人为多：“奄竖多于缙绅，妇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贾。至于市陌之风尘，轮蹄之纷糅，奸盗之丛错，驵侩之出没，盖尽人间不美之俗，不良之辈，而京师皆有之。”②而在太祖建国之初，不要说北方，即使是作为六朝故都的南京，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形。据当时人的估计，北京五城兵马司辖管的乞丐便不下万人，“一年冻死毒死不下数千，而丐之多如故也”③。除此之外，“如京师阉竖、宫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万人矣，其它藩省虽无妇寺，而缁黄游方，接武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② 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③ 《五杂俎》卷五《人部》。

　　远近，粉黛倚门，充牣城市”④。这显然已不仅限于京师，而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了。

　　这实在是一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里所说的阉竖、宫女都是皇宫中的成员，他们在宫中为皇室服务，不属于城市平民的范围，但是他们同时又都是城市生活的消费者，娼妓与僧道虽然应当属于城市中的平民，但是他们却不事生产。

　　除去娼妓僧道者外，当时的城镇中还多有游手无赖之辈。这些人不事生产，结为团伙，专事敲诈勒索，甚至斗殴杀人，被称作光棍。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开设赌场、贩卖人口，或者偷盗抢劫，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最不稳定因素。如此大量的寄生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为其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以京城为代表的这些城镇也同时都是商人集中之地，待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旧有的等级社会受到了挑战，金钱开始成为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于是开始由一批富商大贾与官员共同构成了城市的上层社会。不过这些大商人虽然拥有大量的财富，他们在人数上却并不很多，在当时的城镇居民中，更多的还是那些城镇劳动者。

　　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地方城市中，都必须有相应数量的各行各业劳动者才能够保障城市的日常生活。根据万历间关于北京铺行情况的记述来看，为京城生活服务的一百三十二行中，除去典当等一百行本多利重的行当应属城市商人经营之列，其余三十二行都被列入到了贫民以微资觅微利的行列，如网边行、针蓖行、杂粮行、碾子行、砂锅行、蒸作行、土碱行、豆粉行、杂菜行、豆腐行、抄报行、卖笔行、荆筐行、柴草行、烧煤行、等秤行、泥罐行、裁缝行、刊字行、图书行、打碑行、鼓吹行、抿刷行、骨簪罗圈行、笔绳行、淘洗行、箍桶行、泥塑行、媒人行、竹筛行、土工行等，此外还有如卖饼、卖菜、肩挑、背负、贩易杂货等项，则更在铺行之下了。①这些更为下层的劳动者姑且不论，仅当时开列的这三十二种下层铺行，其从业者便多达三万四千三百七十七户，占当时北京铺商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六②，人口也当以十万计。这些城市劳动者构成了城镇居民的主要部分。

　　到明中叶以后，这种情形也不限于京城或各省都会等消费型城市，即使是江南一带新兴起的工商型城镇中，也出现了大量相应为城镇生活服务的行当。例如当时的苏、松一带，“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有几千人享用于其间，而这成千上万人的享受需求，又为成千上万人提供了从业的机会。所以当时人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④ 《五条俎》卷八《人部》。

　　① 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三《铺行》。

　　② 参见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第31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