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市民万人冲入杨荣府第，放火烧房。在混乱中杀死杨荣，将其尸首投入大火。杨荣随从二百多人丧命。在诸多民变中，税监矿使虽都像惊弓之鸟，但只有杨荣当即被杀。他初到云南时，密奏神宗，说阿瓦、猛密等地有宝井，一经开采，每月可增加收入几十万，这当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他的死，神宗深感悲戚。

　　苏州民变孙隆是苏、杭织造太监，署衙在苏州，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受命带收该处税课。万历中期苏、杭织造不断增加征收，已是不小的负担。织造太监对当地人民，特别是对织工的盘剥，已很严重；再兼税监，孙隆更成为群众所痛恨的人物。万历二十九年（1601），为反对加税，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了税监衙门，杀死孙隆随从六人。孙隆狼狈逃往杭州。参加这次事变的主要是机工。神宗命抚、按衙门追捕“乱民”，织工葛成（又名诚、贤）独赴官府，一力承担。他被判死刑，关在狱中，但没有执行，十多年后被放出。清朝初期，苏州人民在苏州虎丘为他立了一块碑，题名“吴将军葛贤墓”。

　　辽东兵变尚膳监监丞高淮出任辽东税使，恣横不法，每开马市，强夺好马，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意，全家受累。他甚至调动兵将，干预军事。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高淮率家丁三百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该队驻扎广渠门外，京师大为震惊。大臣们说，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他自称镇守，协同关务，也是荒唐至极。神宗不但不降罪，反而存心袒护，说高淮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使得高淮更无忌惮。他肆意召募死士，出塞射猎，与边将争功，扣除军士粮饷，山海关内外无不受害。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发生骚乱，士卒齐声呼喊：“愿食高淮肉而甘。”六月，高淮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愤怒，杀来人，聚众千余人围攻高淮衙门。高淮恐惧，奔入关内，告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在边民间造成更大的动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神宗才把高淮召回。

　　此外，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地也先后发生“民变”。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各地，规模巨大，动辄万人，表明“市民”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其中城市的劳动者（如机工）和商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民变是市民各阶层和反对宦官集团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联合行动，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诸生、乡绅，或者受欺凌的中下层军官。

　　第三节争“国本”和“三案”

　　争国本立储是封建皇朝的头等大事，因而被称作“国本”。明朝立储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王氏无所出，万历十年（1582），慈宁宫宫女王氏生下神宗的长子朱常洛，万历十四年，贵妃郑氏生下神宗的第三子朱常洵，围绕着立长立幼的问题，在明神宗和廷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神宗宠爱贵妃郑氏，意欲废长立幼，然而又虑召致廷臣反对，故而迟迟不予立储。万历十八年（1590），在大臣们的强烈奏请下，神宗不能不有所表示，他说：“朕不喜激聒。近诸臣章奏概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复渎扰，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①这个诺言并没有兑现，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才被册立为皇太子，时已二十岁。同时，朱常洵封为福王，神宗五子朱常浩封为瑞王，六子朱常瀛封为桂王。

　　册立皇太子，“国本”算是争到了，危机却并没有过去。围绕着朱常洛即位前后所发生的明皇宫的三个著名案件，即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烈。

　　梃击案万历四十三年五月，一男子手持枣木棍，似疯非疯，似癫非癫，闯入慈庆宫，打伤守门侍卫。他跑到前殿才被抓住。慈庆宫是太子居处，有关官员认为“情境叵测”，加意审讯。这个人叫张差，小名张五儿，居住蓟州。为什么要持棍闯宫，他前后有几种说法。刑部十三司会审，张差招供：他的同乡马三道、李守才让他跟随一个不知姓名的太监走，答应事成给他几亩地种。到京后走进一处大宅院，另一太监给他饭吃，鼓动他闯进宫门，对他说：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如能打着小爷，就不愁吃穿了。还说：出了事情，自有人能相救。后来审出，带张差入京的太监叫庞保。住大宅院内的太监叫刘成。司礼监和三法司在东华门前审问庞保、刘成，他们至死不肯承认。

　　相当一部分廷臣认为，此案与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有关。也有人认为：“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①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官僚们的疑惧。① 《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① 《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

　　处境最窘迫的要属朱常洛了，他即使心有所疑，也不敢说出。

　　这就是“梃击案”。对此案的处理，基本上根据朱常洛提出的原则：张差误入宫闱，打倒内侍，罪所不赦，即刻处决。马三道、李守才等大逆扇惑，判处流放。庞保、刘成从轻拟罪，但后来在宫内被击毙。

　　红丸案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神宗死，太子朱常洛即位。这就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光宗皇帝，年号泰昌（1620）。他即位不过十天，便感觉身体不适，找医官诊视。御医崔文昇开泄药，朱常洛服用后，下泄不止，一昼夜达三四十次。接着，鸿胪寺官李可灼至内阁，自称有仙药，称为“红丸”。事关重大，阁臣不敢轻易决定。调查李可灼用药效果，他同乡二人同时服用，一恢复健康，一病情更重。阁臣刘一燝说，这不是万全之药，不可轻用。但李可灼与中官熟识，请他们代向皇帝启奏。朱常洛病重乱投医，催取药来。服药后，朱常洛渐觉舒畅，连声称李可灼为忠臣。下午，李可灼又进一丸。这一丸药却要了朱常洛的命，他当晚就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