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十月癸亥。

　　⑥ 《明太宗实录》卷六五，永乐五年三月癸酉。

　　① 《明史》卷七七《食货一》及校勘记。

　　② 《明会典》卷十九《户部六·户口一》。

　　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一为“万历六年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实征夏税秋粮总数”。既有全国总数，又有分征数额，其夏税又分大小米麦丝绢麻苎棉钞等项，秋粮分为米棉苎麻布绵丝钞桐油红花马匹等项。《明史·食货志·赋役》系本于此。其所列两税各项之外，如称：“时苏州一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自民粮十五万石外，皆官田粮。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其重犹如此。”①秋粮二百七十四万六千余石，除去十五万石民粮，官粮当为二百五十九万六千余石。同年浙江通省秋粮二百六十六万七千二百零七石，故称“官粮岁额与浙江通省埒”。

　　《明史·食货志·赋役》有述及匠户之制，文称：“匠户二等：曰住坐，曰轮班。住坐之匠，月上工十日。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故谓之输班。”②原文中有轮班误作输班之失，中华书局点校本已作校正，姑不论。而其所谓“不赴班者，输罚班银月六钱”，盖指轮班工匠，而非住坐工匠。《明会典》记：嘉靖二十七年（1548）议准，工役囚人“如果贫病不堪，照例每月出办工价银一钱，委官雇人上工，不许额外多取”。此系住坐工匠。轮班工匠则“有愿出银价者，每名每月，南匠出银九钱，免赴京”，“北匠出银六钱”③。此为轮班工匠输罚班银之例。《明史》中所述不清，且将二者混淆，须以会典为据，以正其误。

　　漕运之数，《明史》记成化八年（1472）后始定四百万石之常额，下有北粮南粮之数及兑运、改兑、折色，又有加耗米入京，通两仓之数，凡五百十八万九千七百石。此段文字亦见于《明会典》，而会典中又有各布政司、府兑运、改兑及加耗等详明数字，不仅可补《明史》记述，且可知四百万石之数，其中兑运三百三十万石，改兑七十万石，并非大概之数，而是以此数字为根本，分派于诸布政司及诸府，务求合乎此数。盖漕运之数定自总额，再行分派。《明史》中不列各布政司及各府数额，读之往往误以为漕运四百万石乃一大概之数。

　　述及改兑之议，《明史》记：“至成化七年，乃有改兑之议。时应天巡抚滕昭令运军赴江南水次交兑。”①《明会典》则于成化七年（1471）前记：“凡水次交兑，宣德七年，令官军运粮，各于附近府州县水次，江南民运粮于瓜洲、淮安二处交兑。河南所属民运粮至大名府小滩，兑与遮洋船官军领运。山东粮于济宁交兑。”又记：“正统九年，令江南漕粮，于九江水次交兑。”②是改兑之议，始自宣德七年（1432），非成化七年。至于《明史·食货志》中其他失误，李洵教授《明史食货志校注》中多有精辟之论，于此不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志》校勘记十七。

　　③ 《明会典》卷一八八《工匠一》、卷一八九《工匠二》。

　　① 《明史》卷七九《食货志》。

　　② 《明会典》卷二七《漕运、漕规》。

　　复赘述。

　　《明会典》于礼部记述独详，达七十五卷之多。明人重礼典，《明史》称：“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③撰成《存心录》、《大明集礼》。洪武三十一年间，所著可考见者还有《孝慈录》、《洪武礼制》、《礼仪定式》、《诸司职掌》、《稽古定制》、《国朝制作》、《大礼要议》、《皇朝礼制》、《大明礼制》、《洪武礼法》、《礼制集要》、《礼制节文》、《太常集礼》、《礼书》等。

　　自洪武以后，礼制渐增。“永乐中，颁《文公家礼》于天下，又定巡狩、监国及经筵日讲之制。后宫罢殉，始于英宗。陵庙嫡庶之分，正于孝宗。暨乎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以及祈谷大雩，享先蚕，祭圣师，易至圣先师号，皆能折衷于古。独其排众议，祔睿宗太庙跻武宗上，徇本生而违大统，以明察始而以丰昵终矣。..今其存者，若《明伦大典》，则御制序文以行之；《祀仪成典》，则李时等奉敕而修；《郊祀考议》，则张孚敬所进者也。至《大明会典》，自孝宗朝集纂，其于礼制尤详。世宗、神宗时，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①观有明一代礼制之形成，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洪武之初创，而总结于弘治间；一为嘉靖之更定，而总结于万历之世。留为成宪者，则万历会典礼部之记述。

　　今查会典礼部所述，更定者不论，创于嘉靖间者，有“冬至大祀庆成仪”、“皇嫔册立仪”、“皇子、皇女诞生命名仪”、“亲蚕仪”、“皇嫔冠服”、“分祀”、“祈谷”、“大享”、“雩祀”、“节拜”、“帝社稷”、“太岁月将”、“大禘”、“先圣先师”等二十余种，其中有些后罢。

　　《明会典》虽详于礼典，明人仍有批评：“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首，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朝贺仪以皇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①此论不为无理，然均属编纂体例不当，非记述之误，考读有明一代礼制，仍当首举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