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高拱意忽忽不自得，“角巾野服，恂恂一布衣”，不言国事，而“闭户却帚下帷著书八十余卷”①。不料冯保害高拱之心不死，又造王大臣事件，欲置高拱于死地②。吏部尚书杨博、御史葛守礼等知有诬，力救之，高拱才得于幸免。不过从此他惊忧成疾，一蹶不振。万历六年（1578）十二月卒于家，终年六十六周岁。高拱家属以恤典请，只因冯保当权，止许以半葬。二十多年后，高拱嗣子具疏，神宗以“高某担当受降，北虏称臣，功不可泯”，赠太师，谥文襄。

　　高拱的学问高拱素好读书，为文不好词藻，而深重有力。他著述甚富，有《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卷》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等等，后人辑为《高文襄公文集》。

　　高拱不仅是一个有干略的政治家，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也有所成就。他不囿于先儒成说，以为“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强从”①。直斥程朱理学“远人情以为天理”；他很赞同同时代思想家王廷相的观点，认为理在事物，无其事即无其理。他对“权”字更有一套独到的见解，把“权”与“经”比作秤上的“锤”和“衡”，两者关系是“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无定也，① 《高文襄公文集·列传·高拱传》。

　　② 据《明通鉴》卷六六记：“大臣者，浙中佣奴，以浮荡入都，伪为内侍服，与宫中小竖交昵，窃其牌帽巾服入乾清宫，为守者所执。诏下东厂究问。冯保欲缘此以陷故辅高拱，令家人辛儒饮食之，纳刃其袖中，俾言‘拱怨望，与太监陈洪谋大逆。遂发缇骑械高氏奴，围拱里第，张居正亦请诘主使，举朝汹汹，谓且逮拱。吏部尚书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诣居正力解..守礼曰：‘回天非相公不能。’居正奏缓其狱。博阴嘱锦衣怵大臣吐实..保惧，以生漆酒瘖大臣，移送法司，坐斩，拱获免。”① 《高文襄公文集·本语》卷二。

　　而以求其定，其定乃为正也”②。即：权和经是对立的统一体，凡事皆有经，其事实行时应认真权一下，使权与经得以统一。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认为“苟出乎义，则利皆义也；苟出乎利，则义皆利”③，只要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言利也不是不好，痛斥了“君子不言利”的迂腐观点。他还认为正因前人没有把握住这种关系，才造成“经制之略置之不讲”，善理财者不闻，祸国殃民。他自己十分重视理财，重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务，主张务实。他的学术思想正是他行使政务、取得政绩的思想根源。

　　②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六。

　　③ 《高文襄公文集·问辨录》卷一。

　　第二十五章海瑞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又字国开，号刚峰，世称刚峰先生。广东琼州琼山（今属海南）人。经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时，明朝已处处露出衰败象，政治污浊，风气大坏。海瑞居官则能严于律己，恪守朝廷法令与封建道德规范，不畏权势，敢于为民请命，积极革弊兴利；生活俭朴，不爱钱财。他的言行赢得了百姓的尊敬，人称“海青天”，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人物。

　　第一节聪敏好学，立志用世海瑞生于正德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514 年1 月22 日），出身于“海南望族”①。祖父历官知县。从伯父做过监察御史。父瀚，为廪生，读书能明大义，安贫乐道。母谢氏粗识书史，持家有方，律身以正义。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依靠母亲励节自守，抚养成人。海瑞自幼有用世之志。十三岁入琼山县海口镇私塾。二十七岁在琼山郡学，经常与二三志同道合者一起研究学问，纵谈古今，作《严师教戒》、《客位告辞》、《训诸子说》等文，抒发了自己的非凡抱负。在这些文章中，他一再告诫自己生于天地之间，不能虚度岁月，应当有所作为。他说：为人在世，惟务识真，要学圣贤，不做乡愿；不追求富贵利达，以宫室妻妾动心；不羡慕财帛世界，要做中流砥柱；要谦虚谨慎，不要讳疾忌医。否则，“不如速死”①。这些发自腑肺之言，说明海瑞一生反对奢侈、主张节俭的高贵品德和立志为民、刚正不阿的思想性格，在他青年时代已经形成，并在后来的生活中一一付诸实践。海瑞的同乡、门生梁云龙评论说：“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显而莅官立朝，质诸其所著《严师教戒》，一一契券，无毫厘假，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②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三十六岁时中举人，似乎有点大器晚成。

　　然而就在这一年，他以琼州为黎族聚居之区，地处海疆，位置重要，而地方不治，乃上《治黎策》，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他认为治理琼州的上策是：开道置县，以靖乡土。“自此之外，虽议之之尽其方，处之之尽其术，皆下策也。”③嘉靖二十九年二月，海瑞进京参加会试，结果是榜上无名。伏阙上《平黎疏》及《上兵部图说》，再次陈述他关于经略琼州的方针大政和具体措施。说：区处琼州之要务，莫过于“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传诸事宜”。并以琼州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请嘉靖皇帝“明敕群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同时向朝廷表明：他虽是一个“濡染翰墨之人”，“未尝手操矢刃”，但对于“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岐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故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①。奏疏呈上，识者壮之。而下兵部议核，卒不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