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①。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①“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②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③。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 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①,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七。
① 《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
②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③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四七《孙公行状》。
① 《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②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③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④,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①,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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