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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123天前 | 76218 次浏览 | 分享到:

  洪武十五年(1382),吴沉、揭枢荐方孝孺于朱元璋,次年,方孝孺应召如京,见朱元璋于奉天门,陈说颇称上意,朱元璋欲留为子孙光辅太平,便令他去觐见太子。太子赐宴,宴几稍稍歪斜,方孝孺不肯就座,必正之才坐。有人如实向朱元璋汇报,朱元璋对皇太子说:“此壮士,当老其才。”洪武二十五年(1392),方孝孺又应召到京,朱元璋说:“今非用孝孺时。”乃授其为汉中府教授。蜀献王也久仰其贤德的名声,聘其为世子师,十分尊重他,给以特殊的礼遇,并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后人因称其为“正学先生”。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召方孝孺为翰林侍讲,日侍左右,备顾问。凡军国大事,都必定征求他的意见。既得皇帝倚重,方孝孺欲尽复三代之治,把理想变为现实。他辅助建文帝省刑、减赋,更定官制,锐意文治,力图改变洪武以来严苛峻急的统治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一改革进程为靖难之役所打断。

  建文元年(1399)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泰、黄子澄为由,起兵南下,发动了靖难之役。经四年作战,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是为明成祖。朱棣大军攻打南京前,谋士姚广孝特意对朱棣提到了方孝孺,说:“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朱棣答应了。攻下南京后,朱棣召见方孝孺,令他起草登极诏书,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劝道:“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问:“成王安在?”朱棣告以“彼自焚死”。孝孺再问:“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说:“国赖长君。”孝孺告之:“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很不耐烦,只说:“此朕家事”,命左右授之笔札,要方孝孺拟诏。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即使十族之诛也不屈服。朱棣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大抓其亲族朋友门生,每抓一人,都带来让他看一看。方孝孺看到他们十分难过,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劝他:“阿哥何必泪潸潸,华表柱头千载后,梦魂依旧到家山。”九族全诛后才磔方孝孺于市。方孝孺视死如归,就戮前作绝命词曰:“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其门人廖镛和弟廖铭检遗骸掩埋于聚宝门外山上。族诛之前,他的妻子郑氏和儿子中宪、中愈自经死,女儿贞、淑投秦淮河死。族诛之后,朱棣又把方孝孺的门生作为一族杀掉。后来成祖时修实录,说方孝孺曾磕头求生。李贽指出:“孝孺死节后,至今百六十年,人皆历历能言,虽人人殊,其成仁取义,之死靡悔,断然不可泯灭。而同时文学柄用之臣,际会功名,史有别书。以故魏惠安公泽哀江南词,有曰: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

  成祖既杀方孝孺,为避杀忠臣的历史谴责,下令藏方孝孺之文者罪至死。其著作有《孝经诫俗》、《周易考次》、《宋史要言》、《帝王基命录》等。幸有其门人王稌潜录集其文,才得传于后世。明中叶以后,方孝孺的文集《逊志斋集》一刻再刻,不少人因重其气节而重其道德文章。

  皇帝也知道忠义之臣的价值。明仁宗谕群臣:若方孝孺辈,皆忠臣,诏从宽典。明神宗诏:革除被罪诸臣特许建祠,岁时以礼致祭,其坟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恤录。清高宗“褒其大节凛然,无忝纲常”,批示:“正未可以谋事之不成而概加吹求,若成祖之滥诛泄愤,屠戮忠良,淫刑以逞其失,自无可恕耳。”

  方孝孺的成仁取义,朱棣的残酷杀戮,忠义无畏与奸邪残暴就这样谱写成历史。

  第二节解缙青年才子解缙(1369—1415),字大绅,一字缙绅,号春雨,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生于世宦之家,祖父解子元曾任元朝江西行省安福州(今江西安福)判官,死于兵乱。父亲解开因此伤透了心,居家守业,不肯出仕为官。朱元璋建国之初曾召见解开,同他讨论元朝政事利弊,并想授予他官职,解开却辞谢而去。解缙自幼在家中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他聪敏过人,十来岁时便诗文俱佳,为当地出名的少年才子。

  洪武二十年(1387)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得中第一名解元,次年赴京师(南京)参加会试,又被取为第七名,经殿试后取录为三甲进士,与其兄解纶同榜登第。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是明初重要的一科,这次殿试取录的第一名状元任亨泰被授修撰,第二、三名唐震、卢原质被授编修。此后这种授职便成为了定制。又廷议以新进士行御史事,新进士任巡按的制度也从此而始。解纶被任礼部主事,解缙却被留选为中书庶吉士。

  洪武二十一年(1388)四月的一天,解缙侍从朱元璋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朱元璋谈到时政,并对解缙说道:“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①少年得志的解缙很有些恃才无羁的文人习气,况且他对朝政也早已有所看法,当天便写了“封事”万言书,交给了明太祖。

  这是一篇被当时人和后人备加推崇的大胆直陈时弊的上书。解缙这次上书的做法与内容都是十分巧妙与明智的。

  对政事的大胆直陈,正应合了朱元璋“知无不言”的要求,而对于朱元璋的这一要求,若是不能直言,则反而会招致他的怀疑和不满。洪武时的酷法,几乎闭塞了言路,解缙的直言,使朱元璋感到耳目一新。但是解缙也并非毫无顾忌,为了使朱元璋在公布或不公布其内容上留有余地,他特地采用了“封事”的方式。这一回朱元璋毫无忌讳地将“封事”公之于众,解缙因此而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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