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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1123天前 | 76584 次浏览 | 分享到:

  董伦被这函书信打动,向建文帝朱允炆推荐了解缙,不久解缙便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这是个从九品的小官,不常设。改定官制后,待诏隶于翰林院文翰馆下,成为一员供掌应对的小官。

  比起在河州为吏是强多了,但这远非解缙所愿。他十九岁登第,名噪一时,到三十余岁,却仅仅做到一个最低品级的备员,可算是时运不济了。当年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北平,谋夺皇位,历时三年的夺位战争开始了。解缙并无出色表现,不知是出于上次贬官的教训,还是对当政者的不满,他只是随同诸臣们上些平庸的奏疏,说些众口一辞的话。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年以后。

  建文四年(1401)六月,燕师攻抵京城(南京),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却未走,他有自己的主张。建文朝廷除去将他谪贬河州吃了些苦头外,也仅仅给了他一个从九品的翰林待诏,他对建文帝无须报忠。当燕王朱棣率师入京时,解缙同极少数的几名翰林之臣迎附了。关于这件事,《明史》中有一段记述:燕兵薄京城,(王)艮与妻子诀曰:“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复生矣。”解缙、吴溥与艮、(胡)靖比舍居。城陷前一夕,皆集溥舍,缙陈说大义,靖亦奋激慷慨,艮独流涕不言。三人去,溥子与弼尚幼,叹曰:“胡叔能死,是大佳事。”溥曰:“不然,独王叔死耳。”语未毕,隔墙闻靖呼:“外喧甚,谨视豚。”溥顾与弼曰:“一豚尚不能舍,肯舍生乎?”须臾艮舍哭,饮鸩死矣。缙弛谒,成祖甚喜。明日荐靖,召至,叩头谢。(李)贯亦迎附。①明朝人便已指出此事不可信,因为王艮早在前一年即已病故,但修《明史》时,却又保留了这段记述。这中间记述解缙城陷前陈说大义,城陷后又迎附,似有贬斥之意,却很符合解缙本人的情况。这也无须指责,他希望受知于一个新朝廷,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内阁名臣解缙受知于夺位登极的朱棣还不仅仅因为他首先迎附,而是因为他草《登极诏》称旨。①《登极诏》本是让另一位明初著名才子方孝孺草拟的。但方孝孺忠于建文帝,宁可招致杀身灭族之祸,不肯草诏。据说朱棣还曾命侍读楼琏草诏,楼琏不敢辞,归而自经。也有传说此诏出于括苍王景或无锡王达之手。②但是诏书出自解缙的可能性更大,这正是他表现才华的机会,他从此开① 《明史》卷一四三《王艮传》。

  ①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二《史乘考误》三,引许浩:《复斋日记》。② 《明史》卷一四一《方孝孺传附楼琏、王景、王达传》。

  始了一生中最光辉的五年。

  其实这篇《登极诏》写得并无什么特色,只是甚符合朱棣的心意。诏书中指责建文帝“崇信奸回,改更成宪,戕害诸王”。又讲到援“祖训”起兵“靖难”,屡战屡胜,及欲仿周公辅佐成王之故事,只因建文帝自焚已死,迫于众议,拒之再三,勉强即位。随后便开列大赦蠲免,安民给赏等一系列条款。这便是所谓“称旨”的诏书。

  第二个月,解缙便从翰林待诏升任本院侍读,由从九品一下变成正六品。同时升迁的还有胡靖,由从六品修撰升为六品侍讲,吴溥、杨子荣由正七品编修升为从六品修撰,郑好义由从七品检讨升为正七品编修,都仅仅升迁一品而已。

  八月间,解缙、黄淮受命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朱棣常命他们在身边备顾问,有时到深夜,朱棣上床就寝,犹赐坐榻前,语以机密重务。

  杨士奇、杨荣、胡广、胡俨、金幼孜等人大约也在此时被检入直内阁。

  九月,朱棣赐给他们七人金织罗衣各一袭。这七个人成为最重要的内阁之臣。几天后便是中秋,朱棣找来解缙等人,让他们查阅一遍建文中群臣所上“封事”,将这千余件上书中有关军马钱粮数目的留下,其余有涉及“靖难”削藩之事的一概焚毁,以免群臣危疑。

  “尔等皆宜有之。”朱棣当时大约是随便说了这么一句。诚然如此,众人都俯首不语了。

  “臣实无。”修撰李贯理直气壮地答道。他显然误解了朱棣的意思。

  “尔以独无为贤耶?”朱棣不满地说道,“食其禄,则思任事。当国家危急之际,在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非恶夫尽心于建文者,但恶导诱建文坏祖法乱政经耳。尔等前日事彼则忠于彼,今日事朕当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①朱棣表现出政治家的大度。但是到了这一年冬天,朱棣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时,他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原南昌知府叶惠仲因在原建文时所修《太祖实录》中直书“靖难”事被逮杀族诛。

  重修的《太祖实录》由曹国公李景隆为监修官,茹瑺为副,解缙任总裁,实际主持工作。这次解缙表现得颇为慎重,书成“尽焚旧草”,以免引起麻烦。②这同当时政治形势有很大关系,在追治杀戮建文遗臣的恐怖气氛中,史官不得不审慎行事。像解缙这样个性突出的文人,也必须慢慢改造自己。担任《太祖实录》总裁官对解缙来说是一种超擢的荣誉,他的同官,甚至高于他的官员们都只是担任了纂修官,解缙因此名声大噪。《明史》中称,解缙“寻进侍读学士,奉命总裁《太祖实录》及《列女传》。”实际上解缙进官侍读学士是在建文四年(时称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丁亥,这时他年仅三十五岁①。《明史》的记述很可能是弄颠倒了。

  这次改修实录主要是去掉其中涉及朱棣夺位的忌讳之处,并非真正重修,因此“以百人之多,历期年之久”②,到第二年六月便书成上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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