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唐赛儿第一节救民于困厄的“佛母”

　　明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蒲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场发生于明成祖迁都北京前夕的起义，又在距离北京较近的山东一带，给明初政治或多或少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场在明初规模相对较大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便是后来被民间演义为传奇式的女英雄唐赛儿。

　　山东蒲台在元朝末年曾经是红巾军控制的地区，早在至正十七年（1357）刘福通便派毛贵攻破胶州、莱州、益都、滨州等地，从此这一带在红巾军控制下，明教也从此深入到民间，直到明初，明教作为一种民间传播的秘密宗教，在当地保持了很大的影响。

　　唐赛儿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民间宗教传播的环境中，自幼便开始诵读佛经，并以“佛母”自称。她的丈夫林三，也是明教成员，而且很可能是当地明教的领导者，只是较早去世，于是当地明教的秘密传播便由唐赛儿承担起来。唐赛儿的传教范围不仅仅在蒲台，到她发动起义的前夕，除蒲台之外，益都、诸城、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州县，都发展了大量教众。一个传奇色彩极浓的故事说，唐赛儿一次祭奠丈夫归来时，在山麓见到石罅中露出一个石匣角，挖出来看，匣中有天书、宝剑等物，从此她便通晓法术，运用神剑，剪纸人马作战，完全成为了一个真正为教众们所信奉的“佛母”。但这显然只是唐赛儿为传播明教的宣传，而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是因为她能够真正有助于那些失去生计的贫民。所以就连为明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史家们在论及此事时，也不得不说唐赛儿“以其教施里门间悉验，细民翕然从之。欲衣食财物，随所须以求运至”①。因此，在百姓们的心目中，只有唐赛儿才是能够救民于困厄的“佛母”，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三《平山东盗》。

　　第二节山东饥荒与唐赛儿起义元朝末年，山东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战后的经济破坏相当严重，明初虽然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是直到洪武后期，对于流民的安置，生产的恢复，仍然一直是令朝廷感到困难的问题。太祖死后，燕王朱棣从北平（今北京）起兵夺位，发动了“靖难”之役。山东一带又成为重要战场，尚未完全恢复的生产重遭破坏。朱棣即位之初的山东一带，大部分地区百姓困顿，商贾不通，满目疮痍。对于这种情况朝廷是十分清楚的，朱棣曾经说过：“今北方之民，如人重病初起，善调理之，庶几可安。不然，病将愈重。朕所以夙夜拳拳也。”②对于在“靖难”中“供给特劳”的北平及永平、保定一带“顺民”，朱棣夺位后还能够想到给予一些特殊的优免，然而山东地区却不在此列。所以永乐间，当山东饥民需要赈济时，许多地方已是仓无储粟，不得不“于近旁军卫有司所储给赈之”①。

　　永乐四年（1406），山东济南府发生蝗旱灾害。饥民中疫疠流行。同年青州府乐安等州一次上报的户绝田地便多达七十一万三千八百四十亩。（《明太宗实录》卷五八，永乐四年八月己亥；卷六二，永乐四年十二月乙酉）永乐七年（1409）朱棣开始准备对北元的北征，并且加快了对于北京的经营，于是地近京畿的山东又一次成为征发的主要地区。那些被征发挽运粮粟的民运户得到的只是当年田租的优免。两年以后，会通河工程开始，山东大批民户应役，虽然免去了应役者的其他徭役和当年田租，但是对于处境维艰的农民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仅是恩免，而且是赈济。第二年春饥之后，当朝廷不得不给予山东饥民赈济时，一次所需的赈济粮便多达六十万石，几乎是永乐初年给予江南大水灾后十余万户灾民赈济的四倍。事实上，永乐中几次数额大的赈济几乎全都发生在山东。到永乐十二年（1414），随着朱棣第二次北征的准备，山东再次成为征发的对象。两年后，根据官方统计的数字，山东与北京、河南的饥民共达百万户，数百万人，饥民数字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赈济饥民的粮食一次超过一百万石。可以说从元朝末年直到唐赛儿起义的前夕，山东几乎一直未曾平定下来。

　　沉重的赋役和连年的灾荒给山东地区民间宗教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寻找生路的农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对宗教的信仰上面，唐赛儿所发展的教众很快便多达数万人，从而令地方官府感到畏惧与束手无策。

　　当时的山东右市政使储埏是个岁贡出身的官吏，历官年久，办事老成。

　　他在洪武间曾游齐鲁，深知这一带民间宗教的传播影响，也学了一些教中的诀语，自以为掌握了破教的办法。永乐十一年（1413）他任山东右布政使后，看到当地习教民风未息，加上连年灾荒，民情汹汹，恐限制过严反而激起变乱，只得采取了抚绥的办法。永乐十四年（1416）的大规模赈济，很可能便出于这种抚绥政策。

　　但是，抚绥赈济所能够解决的只是饥民的一时生计，却无法改变山东的赋役负担。所以没有多久，唐赛儿部下的董彦杲、刘峻（一作俊）、宾鸿等率众二干余人，占据益都卸石栅（一作棚）寨，以红白旗为号，声势日盛。② 《明太宗实录》卷五三，永乐四年四月丁卯。

　　① 《明太宗实录》卷十八，永乐元年三月甲午。

　　对此，山东布政司储埏等人依然采取了镇压与抚绥并行的办法。永乐十七年（1419）由青州卫指挥高凤领兵镇压，结果被义军击溃，高凤被杀。其后又遣莒州千户孙恭前往招抚，但结果也被义军拒绝，前往招抚的官军也被杀掉。但是这些事件都被地方官员隐瞒未报，他们似乎还在寄希望于抚绥，但是实际上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最令他们感到担心的还不止是这二千余人的起义队伍，而是山东各地的数万名明教教众，乃至更多的寻求生计的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