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所载，巡抚河南、山西的于谦，亦着力于发展当地经济，垦田植树，两省各积谷数百万，对缺食下户随分支给，老疾贫困无力偿贷，则予蠲免。至正统初，山东、陕西大饥，流民入河南达二十万，全凭地方所积，发仓赈给，成效甚著。

　　然而，史书中却亦有不同记述。

　　宣德五年（1430）二月诏：“旧额官田租，亩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于是江南巡抚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曲计减苏粮七十余万，他府以为差，而东南民力少纾矣。忱又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宣宗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②周忱奏请松江府上海县等地官田依民田起科，事在宣德六年（1431）三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① 《明史》卷一五三《周忱传》。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月。宣宗得奏后，命户部会官议，太子太师郭资、户部尚书胡■于是奏言：“其欲减官田古额，依民田科收。缘自洪武初至今，籍册已定，征输有常。忱欲变乱成法，沽名要誉，请罪之。”宣宗对郭资等人所奏并不满意：“忱职专粮事，此亦其所当言。朝议以为不可则止，何为遂欲罪之。卿等大臣，必欲塞言路乎？忱不可罪，余如所议。”③显然，宣宗是倾向于周忱的，只是迫于朝议，难于一切按照周忱的主张去办。大约半年前，广平、大名一带因水涝无收，宣宗命户部蠲免田税，当时他曾与侍臣谈起这个问题。

　　“水旱灾伤，世恒有之。..毕竟君道当修，其在己，不可委之于天。”

　　“亦贵国家素有备。”侍臣答道。这是太祖太宗时的旧方针，“丰年则敛，凶年则散”。但是宣宗却认为：“国家有备，犹不若百姓有备。”①这也便与洪、永之世有了根本的区别。主张百姓有备，是明确的富民政策。与其竭民之所有而征敛，再于凶年蠲赈，不若藏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惜的是，宣宗在这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户部和朝中大部分官员，还因循于永乐间的旧方针，难于一时改变。这一点从全国税粮征收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

　　明代历朝全国田赋实收平均数额及其升降比例（以洪武朝为100）

　　宣德年间的赋额，虽比永乐年间有明显减少，但仍高于洪武朝。赋额真正锐减是在正统间，以往的学者都认为这是因为征税田地失额所致，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宣德六年（1431）周忱提出官田依民田起科的主张，直到正统元年（1436）才得以实施。“正统元年，令苏、松、浙江等处官田，准民田起科，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三斗，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①因为实际上宣德中的减额作用，被宣德七年（1432）的大丰收暂时扩大开来，并未能根本解决重赋的压力。史书在谈到正统元年官田依民田起科时称：“盖宣德末，苏州逋粮至七百九十万石，民困极矣。至是，乃获少苏。”②有些学者认为这里的宣德末应为宣德五年（1430）周忱巡抚江南之时，然而《明史·食货志》中却明确记述了周忱与况钟计减苏粮之后，周忱请官田依民田起科未成，朝廷所下蠲除租赋的诏书难于实施，宣宗也慨叹：“计臣壅遏膏泽。”而后才又谈到宣德末年逋粮之事，这显然说的决非宣德五年（1430）间的事情。

　　到这时候我们似乎才看到了仁宣致治的全貌。它成功地解决了洪武建国以来一直困扰未决的藩王问题、文官治国问题、财政负担过重问题、交阯问题等等，从而使国家政治由开创转向了守成；它还力图解决藏富于民的问题，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为正统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但是仁宣致治不同于汉文景、唐贞观，它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长治之始，或者说它结束了洪、永的开国，开启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这便是有些史家说的：“仁、宣之治，非高、成不开；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①这是否也正是史家们不称之为“仁宣之治”，而称之为“仁宣致治”的原因① 《明宣宗实录》卷七一，宣德五年十月乙未；《明太宗实录》卷一一七，永乐九年七月戊子。①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② 《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①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呢？

　　第十二章周忱况钟第一节周忱周忱（1381—1453），字恂如，号双崖。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选庶吉士。自请进文渊阁，与修《永乐大典》等。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虽有经世才，但浮沉郎署二十年，未得升迁。夏原吉知之，永乐二十二年（1424）荐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0），又经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赏识，被荐为工部左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周忱巡抚江南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整顿江南税粮。江南田赋重，赋税拖欠，百姓生活艰难。周忱到任后，深入民间，调查研究。他不带任何随从，向农夫村妇详细询问最感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希望如何处置。时间长了，百姓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向他倾诉，彼此相处如家人父子。他对下级也比较宽和，有好多事情主动同他们商量，向他们请教。对有才干的官员，则放手提拔使用。如苏州知府况钟、松江知府赵豫、常州知府莫愚都成为他得力的左膀右臂，共同促成了江南的经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