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保尔要求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摇头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

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

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不能写呀，阿基姆！我求求你——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

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明白，保夫鲁沙，这样对你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开始工作，

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他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

时，饭也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

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弹，而且发烧。到了上班的时候，他

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等这阵发作过去，他才绝望地发现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他终于

因为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开始了——他要

被迫离队了。

    阿基姆又帮了他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

一个多月，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

了一封信。她当天就来了，他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

不可。

    “这么说，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并不

显得轻松。

    体力刚刚有些恢复，保尔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回阿基姆怎么也不肯通融了。他

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

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要我脱离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

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工作，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我可以把工作

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文书。给我的工

作应该使我内心不感到孤独离群。”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了解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

    他了解保尔的悲剧，知道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

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因此阿基姆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好吧，保尔，别着急。明天我们书记处开会，我一定把你的问题提出来，保证尽

我的力量给你想办法。”

    保尔吃力地站起来，把手伸给他。

    “阿基姆，难道你真的以为，生活会把我赶到死胡同里，把我压成一张薄饼吗？只

要我的心还在这里跳动，”他一把抓过阿基姆的手，紧贴在自己胸膛上，于是阿基姆清

晰地感觉到了他的心脏微弱而急速的跳动。“只要这颗心还在跳动，就绝不能使我离开

党。能使我离开战斗行列的，只有死。你记住这个吧，我的老大哥。”

    阿基姆没有做声。他知道，这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一个身受重伤的战士的呼喊。

他理解，这样的人不可能说出另外的话，不可能有另外的感情。

    两天以后，阿基姆通知保尔，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

但是要考核一下，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

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

主席团委员。她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那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

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

    我们可以给您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总之，可以给您创造各种

方便条件。但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证明他的知识不足，

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划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不少拼写错

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再好好进修一下，您将来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

作者，但是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掌握俄语。这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我

再说一遍：您的根底很厚，您写的这篇东西，只要在文字上加加工，不用改动内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