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老爷子们再也不用在这急流险滩上折腾吃苦头啦。给你一百万度电，没说的！这才

是咱们真正生活的开端，伊格纳特。”一股热流从他胸中涌起，仿佛他贪婪地喝下了一

杯烈酒似的。“博亚尔卡那些弟兄们在哪儿呢？把保尔，还有扎尔基两口子都叫来多好，

咳！那我们就把左岸的人给盖啦。”想到博亚尔卡，他又不由得想起了朋友们。

    那些跟他一起在隆冬季节大战博亚尔卡的人，还有那些共同创建共青团组织的人，

如今分散在全国各地，从热火朝天的新建筑工地到辽阔无边的祖国的偏僻角落，都在重

建新生活。过去，他们那批早期共青团员，大约有一万五千人。有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

真是亲如手足。现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共青团已成为巨人。原先只有一个团员的地方，

如今能拉出整整一个营。

    “冲我们来吧，小鬼头们。前不久还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呢。我们已经在前线干开

了，他们还要妈妈用衣襟替他们擦鼻涕。一转眼的工夫，都蹿起来了，在工地上还拼命

想把你撵到乌龟壳里去。对不起，这一招可不行。咱们还得走着瞧。”

    潘克拉托夫饱吸了一口河边清新的空气，深深感受到一种满足。二十岁的共青团员

安德留沙·小托卡列夫在左岸第七工段当支部书记，今天晚上潘克拉托夫要把那个工段

“挂到自己拖轮的钩子上”，到那时他肯定也会有这种满足感的。

    至于刚才他回忆起的那位朋友和战友保夫鲁沙·柯察金，他现在被抛弃在偏僻遥远

的滨海小城，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着顽强艰苦的斗争，既有失败的悲哀，也有胜利的欢乐。

    阿尔焦姆很少收到弟弟的信。每当他在市苏维埃办公桌上见到灰色信封和那有棱有

角的熟悉的字体，他就会失去往常的平静。现在，他一面撕开信封，一面深情地想：

“唉，保夫鲁沙，保夫鲁沙！咱们要是住在一起该多好。

    你经常给我出出主意，对我一定很有用，弟弟！”

    保尔信上说：

    阿尔焦姆：

    我想跟你谈谈我的情况。除你以外，我大概是不会给任何人写这样的信的。你了解

我，能理解我的每一句话。我在争取恢复健康的战场上，继续遭到生活的排挤。

    我受到接连不断的打击。一次打击过后，我刚刚站起来，另一次打击又接踵而来，

比上一次更厉害。最可怕的是我现在没有力量反抗了。左臂已经不听使唤。这就够痛苦

的了，可是接着两条腿也不能活动了。我本来只能在房间里勉强走动，现在从床边挪到

桌子跟前也要费很大劲。到这步田地大概还不算完。明天会怎么样——还很难说。

    我已经出不去屋，只能从窗口看到大海的一角。一个人有一颗布尔什维克的心，有

布尔什维克的意志，他是那样迫不及待地向往劳动，向往加入你们全线进攻的大军，向

往投身到滚滚向前、排山倒海的钢铁巨流中去，可是他的躯体却背叛了他，不听他的调

遣。这两者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悲剧吗？

    不过我还是相信我能够重返战斗行列，相信在冲锋陷阵的大军中也会有我的一把刺

刀。我不能不相信，我没有权利不相信。十年来，党和共青团教给了我反抗的艺术。领

袖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攻不克的堡垒，这句话对我也适用。

    阿尔焦姆，你会说我信里有许多熔化了的钢铁。本来嘛，我们的生活本身也不是靠

蛤蟆的冷冰冰的血点燃起来的。我要你和我一道相信，保尔会回到你们身边的，哥哥，

咱们还要一起好好干呢。不可能不是这样，要不然，当罪恶的旧世界已经在我们的马蹄

下声嘶力竭地呻吟的时候，国内战争的火红战旗怎么还会使我们热血沸腾呢？如果在棘

手的，有时甚至是残忍的生活面前我们屈膝下跪，承认失败，那我们工人的坚强意志还

从何说起呢？

    阿尔焦姆，朋友们听到这些话时，我有时也看到有人流露出惊奇的目光。谁知道，

也许有人会想：他是让理想遮住了眼睛，看不到现实。他们不明白我的希望寄托在什么

地方。

    现在稍稍讲讲其他方面的情况。我的生活已形成了一个格局，局限在一块小小的军

事基地上。这就是我的学习——读书，读书，还是读书。阿尔焦姆，我已经读了很多书，

收获颇丰。国外的、国内的著作我都读。读完了主要的古典文学作品，学完了共产主义

函授大学一年级课程，考试也及格了。晚上我辅导一个青年党员小组学习。通过这些同

志，我和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保持着联系。此外，还有达尤莎，她的成长和她的进步，当

然还有她的爱情，她那妻子的温存体贴。

    我们俩生活得很和美。我们的经济情况是一目了然的——我的三十二个卢布抚恤金

和达雅的工资。她正沿着我走过的道路走到党的行列里来：她以前给人家当佣人，现在

是食堂里的洗碗女工（这个小城没有工厂）。

    前几天，达雅拿回来第一次当选为妇女部代表的证件，兴高采烈地给我看。对她来

说，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硬纸片。我注意地观察着她，看到一个新人在逐步成长，我尽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