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算写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科托夫斯基的英勇的骑兵师，书名不用考虑就出来了：

《暴风雨的儿女》。

    从这天起，保尔把全部精力投入了这本书的创作。他缓慢地写了一行又一行，写了

一页又一页。他忘记了一切，完全被人物的形象迷住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创作的痛苦，

那些鲜明难忘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却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写出的东西苍白

无力，缺少火一般的激情。

    已经写好的东西，他必须逐字逐句地记住，否则，线索一断，工作就会停顿。母亲

惴惴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写作过程中，保尔往往要凭记忆整页整页地，甚至整章整章地背诵，母亲有时觉得

他好像疯了。儿子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近他，只有乘着替他把落在地上的手稿拣起来

的机会，才胆怯地说：“你干点别的不好吗，保夫鲁沙？哪有你这样的，写起来就没完

没了……”

    对母亲的担心，他总是会心地笑一笑，并且告诉老人家，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

的程度。

    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它寄到敖德萨，给科托夫斯基师的老战友们看，征求

他们的意见。他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大家都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但是原稿在寄回来的

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保尔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他非常懊悔没

有复制一份，而把唯一的一份手稿寄出去了。他把邮件丢失的事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也没用了。重新开始吧。”

    “哪能不气愤呢，英诺肯季·帕夫洛维奇！六个月心血的结晶一下子给偷去了。我

每天都要紧张地劳动八个小时啊！这帮寄生虫，真该死！”

    列杰尼奥夫极力安慰他。

    一切不得不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用打字机

打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脱稿了。

    跟保尔住一套房间的是一家姓阿列克谢耶夫的。他家的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

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已经在工厂的工人学校毕业

了。这是个朝气蓬勃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不是愿意帮助他，做他的

“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满脸笑容，热情地走了过来。她听说保尔正在写

一部小说，就说：“柯察金同志，我非常愿意帮助您。这跟给我爸爸写枯燥的住宅卫生

条例完全不一样。”

    从这天起，写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进行了。一个月的工夫写了那么多，连保尔也

感到惊讶。加莉亚深切地同情保尔，积极主动地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

着，遇到特别喜爱的地方，她总要反复念上几遍，并且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所房子里，

几乎只有她一个人相信保尔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其余的人都认为保尔是白费劲，只是因

为什么也不能干了，又闲不住，才找点事来打发日子。

    因公外出的列杰尼奥夫回到了莫斯科，他读了小说的头几章以后，说：“坚持干下

去，朋友！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还有更大的喜悦在等待着你，保尔同志。我坚信，你归

队的理想很快就能实现。不要失去信心，孩子。”

    这位老同志看到保尔精力十分充沛，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一行一行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追述

着难忘的往事。每当保尔凝神深思，沉浸在回忆中的时候，加莉亚就看到他的睫毛在颤

动，他的眼神随着思路的转换不断地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的双目已经失明：你瞧，

那对清澈无瑕的瞳孔是多么有生气啊。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加莉亚把记下来的东西念给保尔听，她发现保尔全神贯注地倾

听着，时而皱起眉头。

    “您干吗皱眉头呢，柯察金同志？不是写得挺好嘛！”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他认为写得不成功的地方，就亲自动手重写。有时候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

框框的束缚，就扔下不写了。他恨透了这夺去他视力的生活，盛怒之下常常把铅笔折断，

把嘴唇咬得出血。

    忧伤，以及常人的各种热烈的或者温柔的普通感情，几乎人人都可以自由抒发，唯

独保尔没有这个权利，它们被永不松懈的意志禁锢着。但是工作越接近尾声，这些感情

越经常地冲击他，力图摆脱意志的控制。要是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听任它

发作，就会发生悲惨的结局。

    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到家里，跟保尔的母亲小声交谈几句，就上床去睡了。

    最后一章写成了。加莉亚花了几天时间把小说给保尔通读了一遍。

    明天就要把书稿寄到列宁格勒，请州委文化宣传部审阅。

    如果他们同意给这部小说开“出生证”，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么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