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有来得及站起来，他已经甩掉脚上的鞋子，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去。

    我吓得尖叫起来，可一切都晚了——他那挺直的身躯飞速向水面落下去。短短的三

秒钟，在我却是长得没有尽头。当水面激起的巨大浪花把他的身子掩盖起来的瞬间，我

害怕极了，顾不得滑下悬崖的危险，忧心如焚地张望着水面一圈圈漾开去的波纹。似乎

是无尽的等待之后，水面上终于露出了我心爱的那颗黑色的头。我号啕大哭，迅速向通

湖边的小路飞奔过去。

    我知道，他跳崖并不是为了得到我，我许下的愿至今没有偿还，而是为了永远结束

这种考验。

    树枝敲击着窗户，不让我写下去。今天我的心情一点也不好，塔妮亚。周围的一切

是那么黯淡，这对我的情绪也有影响。

    车站上列车不间断。德国人在撤退。他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然后分批登车离

去。据说，离这里二十俄里的地方，起义者和撤退的德军在交战。你是知道的，德国也

发生了革命，他们急着回国去。火车站的工人快跑光了。像要出什么事，我说不上来，

可心里惶惶然不可终日。等你的回信。

    　　　　　　　　　　　　　　爱你的　冬妮亚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９日

    激烈而残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愈来愈多的人拿起了武器，每一次战斗都有

新的人参加进来。

    小市民过惯了的那种安宁平静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了。

    战争的风暴袭来，隆隆炮声震撼着破旧的小屋。小市民蜷缩在地窖的墙根底下，或

者躲在自家挖的避弹壕里。

    佩特留拉手下那些五花八门的匪帮在全省横冲直撞，什么戈卢勃、阿尔汉格尔、安

格尔、戈尔季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小头目，这些数不清的各式各样匪徒，到处为非作歹。

    过去的军官、右翼和“左翼”乌克兰社会革命党党徒，一句话，任何一个不要命的

冒险家，只要能纠集一批亡命徒，就都自封为首领，不时还打起佩特留拉的蓝黄旗，用

尽一切力量和手段夺取政权。

    “大头目佩特留拉”的团和师，就是由这些乌七八糟的匪帮，加上富农，还有小头

目科诺瓦利茨指挥的加里西亚地方的攻城部队拼凑起来的。红色游击队不断向这帮社会

革命党和富农组成的乌合之众冲杀，于是大地就在这无数马蹄和炮车车轮下面颤抖。

    在那动乱的一九一九年的四月，吓得昏头昏脑的小市民，早上起来，揉着惺忪的睡

眼，推开窗户，提心吊胆地询问比他起得早的邻居：“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今天

城里是哪一派掌权？”

    那个阿夫托诺姆·彼得罗维奇一边系裤带，一边左右张望，惶恐地回答：“不知道

啊，阿法纳斯·基里洛维奇。夜里开进来一些队伍。等着瞧吧。要是抢劫犹太人，那就

准是佩特留拉的人，要是‘同志们’，那一听说话，也就知道了。我这不是在看吗，看

到底该挂谁的像，可别弄错了，招惹是非。您知道吗，隔壁的格拉西姆·列昂季耶维奇

就是因为没看准，糊里糊涂地把列宁的像挂了出去。刚好有三个人冲他走过来，没想到

就是佩特留拉手下的人。他们一看见列宁像，就把格拉西姆抓住了。好家伙，一口气抽

了他二十马鞭，一边打一边骂：‘狗杂种，共产党，我们扒你的皮，抽你的筋！’不管

格拉西姆怎么分辩，怎么哭喊，都不顶事。”

    正说着，有一群武装人员沿着公路走来。他们俩看见，赶紧关上窗户，藏了起来。

日子不太平啊！……

    至于工人们，却是怀着满腔的仇恨瞧着佩特留拉匪帮的蓝黄旗。他们还没有力量对

抗“乌克兰独立运动”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只有当浴血奋战的红军部队击退佩特留拉

匪帮的围攻，从这一带路过，像楔子一样插进城里的时候，工人们才活跃起来。亲爱的

红旗只在市参议会房顶上飘扬一两天，部队一撤，黑暗又重新降临了。

    现在这座小城的主人是外第聂伯师的“荣耀和骄傲”戈卢勃上校。昨天他那支两千

个亡命徒的队伍趾高气扬地开进了城。

    上校老爷骑着黑色的高头大马走在队伍的前面。尽管四月的太阳已经暖烘烘的了，

他还是披着高加索毡斗篷，戴着扎波罗什哥萨克的红顶羔皮帽子，里边穿的是切尔克斯

长袍，佩着全副武装：有短剑，有镶银马刀。

    戈卢勃上校老爷是个美男子：黑黑的眉毛，白白的脸，只是由于狂饮无度，脸色白

里透着微黄，而且嘴里总是叼着烟斗。革命前，上校老爷在一家糖厂的种植园里当农艺

师，但是那种生活寂寞无聊，根本不能同哥萨克头目的赫赫声势相比。于是，这位农艺

师就乘着浊流在全国泛滥的机会，浮游上来，成了戈卢勃上校老爷。

    为了欢迎新来的队伍，城里唯一的剧院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佩特留拉派士绅界的

全部“精华”都出席了：一些乌克兰教师，神甫的大女儿、美人阿妮亚，小女儿季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