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

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

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

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

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

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

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

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

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

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

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

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

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

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

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

喜欢这样。”

    谢廖沙满脸通红，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他回答说：“我是把你当作知心

朋友，才这样跟你说的，可是你却把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丽达同志，往

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说

工作忙，推托不去。事实上，他确实也很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路过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有人向他

打黑枪。于是在那一带进行了搜查。结果查到了毕苏斯基［毕苏斯基（１８６７—１９

３５），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译者］分子的组织

“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啦？是

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在这之后，谢廖沙只要有机会，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

    接着，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谢廖沙同

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

鲁德内率领的匪帮，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之后，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

丽达。他送她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他故

意避开丽达，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也有意不同她见面。后来丽达非要他解释回避她

的原因，他气愤地说：“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又该给我扣帽子了：什么小市民习气

呀，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

    车站上开来几列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走进了革委会办公室。

其中有个扎武装带的瘦高个子，进门就冲着多林尼克喊：“废话少说。拿一百车草料来。

马都快饿死了。还怎么跟白匪打仗？要是不给，我把你们全砍了。”

    多林尼克气呼呼地摊开双手，说：“同志，半天时间，我上哪儿给你弄一百车干草

去？干草要到屯子里去拉，两天也拉不回来。”

    瘦高个子目露凶光，吼道：“你给我听着。晚上不见干草，统统砍脑袋。你这是反

革命。”他啪的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

    多林尼克也光火了：“你吓唬谁？马刀我也会使。明天以前不会有干草，懂吗？”

    “晚上一定得备好。”高加索人扔下一句话，走了。

    谢廖沙和两名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碰上了一伙富农匪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