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红军，后是大海，十九路军打不过红军，又后退无路。这支队伍毕竟受过中共影响，又曾高举抗日的旗帜，终于下定决心，举行兵变，实行“联共反蒋抗日”，着手成立“中华共和国”。    

    蔡廷锴、蒋光鼐寻求与中共取得联系，希冀得到支持。他们物色到一个颇为恰当的人物，以设法打开中央苏区之门。此人名叫陈公培。在《红色的起点》一书中，曾写及他：“虽与陈公博只一字之差，两人其实毫无瓜葛。他是湖南长沙人，原名善基，又名伯璋、寿康，曾用名吴明、无名。陈公培是一九一九年去北京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的。在一九二○年六月他经沪赴法。在上海，他与陈独秀见面，赞同陈独秀关于筹建中共的主张。七月，他前往法国……”    

    陈公培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他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他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后，他脱离了中共。但是陈公培在中共方面，有许多老朋友。于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他携带蒋光鼐亲笔所写《十九路军与红军联络证明》，进入中央苏区，在延平的王台会见了彭德怀。彭德怀设宴款待陈公培，那猪肉、鸡放在脸盆里端上来。彭德怀曾回忆说，“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一直沿袭到抗美援朝”。    

    彭德怀马上电告瑞金。中共临时中央起初回电，批评彭德怀“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大抵以为那“脸盆宴会”未免太寒酸了。可是，没几天，中共临时中央又给彭德怀来电，称“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所谓“第三党”，指的就是处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生产人民党”，又称“生产大众党”。那是蔡廷锴、蒋光鼐正在和李济深、陈铭枢筹建中的一个政党。彭德怀不由得摇头，“觉得知识分子总是有他的歪道理”，朝令夕改，都能说出一番“歪道理”。其实，中共临时中央对于十九路军问题，内部有着激烈的争论。举棋不定，导致朝令夕改。一种意见以为十九路军的反叛，使红军多了一支友军，中共多了一个盟友；另一种意见以为他们搞的是“社会民主党”、“第三党”，要坚决予以斗争、揭露。内中，最令彭德怀困惑的是，项英于九月二十五日来电，要彭德怀对陈公培“耍一个滑头”。电报原文如下：    

    朱周彭滕：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战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来)，对公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与集中时便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之兵，但须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情进行。    

    项英这样的“耍滑头”的谈判，难以取得真诚的成果。于是，陈公培在回到福州之后，只得在十月下旬再来中央苏区。这一回，他跟蔡廷锴的秘书长徐名鸿一起来瑞金，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博古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那时已安装了军用电话)，告知这次谈判是由政府出面的。毛泽东虽被架空，但毕竟还是政府首脑。于是，在瑞金，由毛泽东出面，接待了陈公培和徐名鸿。那天，毛泽东特地换上一身新衣。中共临时中央指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谈判工作，派出潘健行作为全权代表。    

    潘健行是何人?原来，他就是潘汉年!此人精明能干，能文能武。他十八岁便加入创造社，主编《洪水》。十九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二十四岁的他代表中共主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工作，跟鲁迅共商文坛大事。不久，他又转入秘密战线，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国民党特务在上海突然逮捕了他的堂兄、中共党员潘梓年以及女作家丁玲，他面临被捕的危险，中共中央上海局指示他急速离开上海，经秘密交通线进入中央苏区。来到瑞金后，他化名潘健行。    

    他在瑞金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又干起“文”这一行。当周恩来物色跟十九路军谈判的全权代表时，点将点到他头上。这不光因为他擅长交际，而且由于他在特科工作时，曾跟十九路军中共秘密党员有过密切联系，跟徐名鸿也有过交往。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福州南较场升起“反叛”之旗 2

    潘汉年与徐名鸿在瑞金重逢，谈判颇为顺利。十月二十六日，双方便签署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共十一款。协定末，双方如此署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潘健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协定指出，双方“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协定签毕后，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又一次接见了徐名鸿，并派出潘汉年作为常驻福州代表，黄一青(即黄火青)为秘书，随徐名鸿一起返回福州。有了这份协定，蔡廷锴、蒋光鼐心定了，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较场升起了“中华共和国”国旗，宣告与蒋介石决裂。二十二日，选举李济深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定一九三三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史称“福建事变”。同日，“生产人民党”宣告正式成立，陈铭枢为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