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高举起反蒋大旗，打乱了蒋介石的阵脚。蒋介石不得不把已经摆好的第五次“围剿”的阵势改变，急调十一个师入闽，“进剿”十九路军。这时，毛泽东提出了大胆的策略：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百三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彭德怀的见解与毛泽东相似：    

    他“写了一个电报给总政委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博古批评这个建议，说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此事是路经建宁总政委处转告的”《彭德怀自述》，第一百八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坐失良机，良机坐失!那年月，中共临时中央“左”得厉害，把盟友推向了敌人一边。早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王明就针对当时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一事，发表文章，认为：任何国民党匪徒、上海的资产阶级、十九路军将领都不是上海抗战的组织者，相反，他们事实上都是这次战争的敌人。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联共(布)《布尔什维克》杂志，一九三二年第五百一十六期。“福建事变”发生后半个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于十二月五日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声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前进”!博古在他的《为实现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做了什么和将做些什么》一文中，特别强调要“最严格的、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坐失良机。那时，蒋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军和红军的联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曾在回忆录中极为生动地描述过蒋介石的恐慌之情：当时蒋介石进行抚州指挥，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神色异常紧张。好几天我与他同坐汽车时，见他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他坐在房子里就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每逢他出现丑态时，宣铁吾(蒋的侍卫长)就找我去看，说他又在发神经了。宋美龄到抚州，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他的元配老婆带给他的宁波小菜罐坛，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还夹着‘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确实使蒋的日子不太好过。每天晚餐后，蒋就找我和林蔚去问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嘱我们密切注意，并每日派飞机轰炸红军，侦察其行动方向。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进攻十九路军的战事。    

    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十九路军失去了红军的支持，成了一支孤军。蒋介石五万大军入闽，十九路军所辖五个军中的四个军倒戈，投向了蒋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中华共和国的首都福州易帜，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先后亡命香港。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也就降下帷幕。蒋介石消灭了异己的十九路军，松了一口气，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发动“围剿”……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1

    就在中华共和国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正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花了一天时间在上海匆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开过中共中央全会了。会议在瑞金沙洲坝老茶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    

    那时的老茶亭大兴土木，坐落在那里的“中央大礼堂”，简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会堂”。“中央大礼堂”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动工修建的。据说，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建造，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建造，双方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才三个多月工夫就落成了。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在山沟沟里算是很不错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那时，瑞金叶坪也在大兴土木，那里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灯游行”后举行联欢会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个广场——瑞金的“天安门广场”!一九三三年冬，广场上一片热闹景象，一群新的建筑物正在施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