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马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内中特别是“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建议“被通过了”，而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定。毛泽东和李德看来要互相换位，毛泽东的威信在剧升，李德的威信在剧降，转折点便是湘江之战。以中共的“上级”自居的李德，在自己的建议遭到否定之后，满肚子的气恼。他对毛泽东表达自己想法的谈话，露出不屑的神态：“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地走开了。”会后，李德向周恩来和博古打听他离席后的会议情况。李德十分惊讶，周恩来明确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则说先入贵州再北上，求得和二、六军团会师。李德的《中国纪事》中是这么写的：    

    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    

    李德已经显得孤立，“三人团”已经产生明显的分歧。    

    关于毛泽东在通道会议上的发言，除了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及的几笔之外，另一个间接的佐证，则是罗明的回忆。罗明曾因所谓“罗明路线”，一时成了中央苏区的“名人”。在受到“彻底批判”之后，参加长征，在叶剑英为司令员的军委纵队的政治部当一名宣传员兼联络员。所谓“联络员”，也就是联络、收容掉队的战士。从一位省委书记降至“联络员”，正是“大批判”的后果。罗明到达通道县时，曾去看望毛泽东，并顺便想从傅连暲那里拿点急用的药品。罗明记得，毛泽东住的地方，像学校，也像教堂，不像住家房舍。他来到那里，正巧，傅连暲给毛泽东打完针药。毛泽东见到老朋友罗明，很高兴要跟他聊聊。不过，这时张闻天正在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毛泽东要罗明稍等。于是，罗明和傅连暲坐到大厅外的石板上，毛泽东跟张闻天在大厅里的谈话，罗明听得见。后来，据罗明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张闻天说：“我们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照原计划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了，因为敌人已调集了三四十万兵力，部署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企图消灭我们。我主张现在应坚决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才能挽救危机，争取主动，开辟北上抗日的道路……”罗明：《关于通道转兵一些情况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罗明后来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娄山关战斗中负重伤，不得不与妻子留在贵州，后往广东梅县，由那里去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当教员。新中国成立后，罗明担任华南大学校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在历史的长河中，通道“飞行会议”一闪而逝。然而，这次“飞行会议”是毛泽东重新崛起的标志，如今成了历史学家们细细追寻的所在，只是雪泥鸿爪，往事如烟，考证工作颇为艰难……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黎平政治局会议支持毛泽东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三句流传甚广的话，是当年贵州的形象写照。贵州，全省处于海拔一千米左右的高原，山峦叠起，峭壁嶙峋。自从通道“飞行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红军便从通道县西行。才一天工夫，就进入贵州地界。“红军先生，给个钱儿，我们是干人儿!”路边，出现了衣衫褴褛的山民，向红军讨乞。“干人儿”，也就是穷人之意。于是，红军也就贴出了“贵州化”的标语：“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去!”“红军保护干人分田地!”“绅粮压迫干人，辛苦没有饭吃，打倒剥削干人的绅粮!”“绅粮”，即地主、富人之意。一首新民谣开始流行：“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干人叫，绅粮笑。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刚进贵州，毛泽东便失去了身上的一件毛线衣。那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带着小孙子，外出讨饭，饿倒在路边，浑身冷得发抖。毛泽东二话没说，脱下身上的毛线衣，送给老妇人，还叫警卫员解下两袋干粮相赠。老妇人向他跪谢，他用刚学会的贵州话答谢：“红军是干人的队伍!”轻轻松松，红军一进贵州，就在十二月十四日攻占了一座颇为繁华的县城：黔东的黎平。    

    当时黎平县县长王仲甫在“呈报”中写道：“朱毛大股倾巢窜至，十二月十四日匪由锦屏属之平茶进窜，分道环攻，驻军失利，县城遂陷。”《红军转战贵州——旧政权档案史料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县城里，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成了中革军委总部的所在地。教堂右边，一排白墙青瓦、前低后高、外砖内木的平房，成为周恩来的住所。这里本是商人胡序维的店铺(后来成了黎平县酱菜厂的厂址)。这座平房，如今被载入史册——因为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史称“黎平会议”。通道的“飞行会议”毕竟太匆忙。这一回红军进黎平县城，休整了三天，成为西征以来难得的喘息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