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那所平房，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人物，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三人团”之一的李德，显眼地缺席。据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自称，“我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事情颇有戏剧性：当毛泽东失意时，那肺病、恶性疟疾便来纠缠着他。眼下，颠倒过来了，毛泽东的病日渐见好，以致可以送掉被子、送掉毛线衣，而李德这个向来壮健的日耳曼人，却“染上了严重的热带疟疾”，以致发起高烧来。    

    周恩来虽说在通道已经表示过对李德的异议，但向来富有组织纪律性的他，在这次会议之前，还是郑重其事地征询李德的意见。李德依然重复着他在通道已经说过的那些话。但是据周恩来回忆，李德并没有缺席，而是出席了会议，并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毛泽东的意见，归纳起来共三条：    

    一、放弃北进与贺龙、萧克部队会合及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原计划。    

    二、西进贵州，攻取贵州第二大城遵义，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    

    三、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即他一开始就提出来的“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这时的毛泽东，在政治局中已举足轻重。他的意见，当即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唯有博古    

    表示反对。博古仍坚持他和李德拟订的原计划。    

    在会上，毛泽东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项书面的决议，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重大改变。这样，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这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又称《黎平会议决议》。这项决议当时以电文发出，电文原始的标题是《战略方针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决议的部分原文如下：    

    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    

    兹将电告中央政治局本月十八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署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决定：    

    一、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并且是不适宜的。    

    二、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利于彻底的粉碎第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决议通过后，出于对李德的尊重，周恩来在当天夜里拿给李德过目。不料，李德看了译文后，大为不悦，跟周恩来吵了起来。向来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忍无可忍，顶撞了这位“顾问”。当时在场的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在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作了回忆谈话，只是他已习惯地称周恩来为“总理”了：    

    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灯都熄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一百三十五页，贵州社会科学丛书，一九八三年版。    

    连周恩来都跟李德拍桌子，向来傲岸固执、目空一切的李德也不得不叹道：“兵败言微!”“无可奈何花落去。”李德已经无法再主宰红军。尽管他吵、他闹，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照样以电报发往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们手中。翌日——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六时，中革军委发出关于贯彻黎平政治局会议决议的决议。同日，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签署了总政治部关于执行决议的训令。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革军委的决议和总政治部训令这三个文件的发布、下达，表明毛泽东得到了党和红军的支持，完全占了上风。    

第六部分：长征途中李德终于“靠边站”了

    顺理成章，在三个文件发布之后，李德丧失了军权。用周恩来的话来说，那就是“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当然，体面的理由，则是李德“生病”了。一位原先受李德“排除”的人物，重新参与指挥作战。此人便是李德的校友刘伯承!刘伯承，红军的一员名将。他是四川开县人，出身于贫苦农家，比毛泽东还年长一岁。他二十多岁就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一四年他在《出益州》一诗中便写道：“手执青锋卫共和”。一九一六年，他在讨彭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中，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了右眼，从此以“独目将军”著称，在他戎马一生中，负伤多达九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