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若、杨奎松：《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三百三十七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共产国际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定，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胜利。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曾写及：“博古指望，或迟或早会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王明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恢复联系，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他所希望的，正是毛所疑惧的。”连李德也承认，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争取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另外，毛泽东所采取的策略，此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遵义会议能够被共产国际所接受：第一，决议肯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来“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第二，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博古仍为中共中央常委；第三，决议把博古的错误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左”倾机会主义。这样，也就大大减少了王明这一“阻力”。这三点策略，显示了毛泽东的智谋。    

    陈云和潘汉年圆满的苏联之行，使博古的希望落空，也使李德失去了“告状”的勇气。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国焘发起了严重挑战

    就在陈云、潘汉年在莫斯科汇报之际，消瘦的林育英正在蒙古的沙漠中艰难地跋涉。作为共产国际的特使，林育英肩负重任。他的使命原本是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为此，他在临行前把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并“印”在脑海中。然后，双手空空，不带片纸只字，万里征程，朝中国进发。怕坐海轮到上海转赴内地太费时，而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大铁道进入东北又很危险，因为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于是他竟从蒙古纵穿沙漠，直奔陕西，寻找中共中央。    

    林育英的到来，对于中共中央来说，也是一场“及时雨”：这位小商人打扮的神秘人物，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到达陕北定边，马上就赶往瓦窑堡，向中共中央原原本本地倒出了“印”在脑海中的共产国际“七大”文件，这就使一年多失去跟共产国际联系的中共中央得知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正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毛泽东正面临着张国焘的严重挑战。林育英支持了毛泽东，这为解决这场危机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战胜了博古、李德之后，张国焘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首先发起了挑战。张国焘此人，既有颇强的组织能力、活动能力，又有很强的领袖欲。这一点，早在中共“一大”时，就充分显示出来。那时，他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陈独秀、李大钊的门徒，来沪之后很快发觉中共“一大”的组织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李达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有所龃龉，当即乘隙而入，反客为主，成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后来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中的一个。虽说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之后的地位时浮时沉，不过，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推选三人为常委，张国焘仍是三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之一。此后不久，决定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赴江西中央苏区。    

    张国焘和陈昌浩一起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顾顺章护送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从此，他一直是那里的首脑。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区域。正因为这样，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张国焘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后来，由于蒋介石一次次“围剿”，张国焘的鄂豫皖根据地不断西移，一九三二年底移至川陕边区，改称川陕根据地。    

    当朱毛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时，张国焘所率红军整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无第三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而张国焘为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在湘江之役后，损失过半，兵力只有三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因在川陕根据地未动，所以拥有五个军八万多人，超过红一方面军一倍多!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进入四川。六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张国焘在一九六六年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的《我的回忆》中这么写及：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红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