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二月二十六日，博古以《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为题，在瑞金作长篇政治报告，“深刻揭露”了“罗明路线”的“实质”，号召全党投入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这样，幕后的“导演”跑到前台来了。    

    中共中央的机关报《斗争》，像炒豆一般，接连发表啪啪作响的批判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进攻路线》、《反对腐朽的自由主义》。内中起着定调子的重要文章《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出自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张闻天之手。虽说此文的观点是错误的，如今仍一字不易、磊磊落落地载入《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并加上“选编说明”指出：“对于这次错误斗争张闻天本人后来作过诚恳的检讨。为研究和吸取这次历史的教训，本书选录了此文。”张闻天的文章称，“罗明路线是反对党的总路线，同党的总路线对立的机会主义路线”。而“党的总路线”，就是“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倾盆大雨般的批判，落在罗明的头上。在汀州，在福建省委的批斗会上，罗明被斗了三天三夜!罗明奉命前来瑞金检查，一到瑞金叶坪就遭软禁。博古找罗明单独谈话。在谈话中，罗明才知他的错误的“要害”所在。    

    博古提及了罗明一九三三年一月底写的《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博古正是从这份报告中，“一手”发现了罗明的“严重错误”。那份报告中，有这么一段：如果只注意局部某一地方的转变，不注意很好地配合起来，发展武装斗争，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最使博古觉得刺眼的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一句，虽然罗明在此后还开列了“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    

    博古质问罗明，谁说毛泽东是“我们最好的领袖”?怎么能把毛泽东跟斯大林甚至跟列宁相提并论?!这下子，罗明完全明白了他为什么挨批判。    

    博古还说，不光是你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还有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言而喻，这“比你更高级的领导干部”，是指毛泽东!张闻天那篇批罗明的文章中，也摘录了罗明报告上的那段话。张闻天的文章是公开发表的，不能像博古谈话时那么直截了当，但也说得够尖酸刻薄的：“然而我想，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像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张闻天文集》，第一卷，第三百二十五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在张闻天的眼里，罗明成了一条狗!    

    如此过激的言词，正是当时“大批判”的浓烈火药味的写照。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挨整的“毛派”—邓 毛 谢 古 1

    博古来到中央苏区的第二把火，烧的是“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在“文革”中，邓小平复出时，毛泽东旧事重提，一九七二年八月四日曾写下如下批语：他(指邓小平——引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的两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批判邓、毛、谢、古，是从“毛派的头子”——邓小平开始的。最早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斗争》所载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发出批邓信号弹。任弼时的文章点名批评道，“永吉泰和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所谓“永吉泰”，即永丰、吉水、泰和，三县位于江西的中西部。当时，三县联合，设立中心县委，书记便是毛泽东的小弟弟、那个当年朱德派往井冈山寻找毛泽东的毛泽覃。所谓“会寻安”，即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位于江西西南端，亦联合设中心县委，书记便是邓小平。所谓“纯粹防御”，指的就是毛泽东的“诱敌深入”，跟“进攻路线”相对立。    

    二月二十八日，以李富春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出于无奈，只得批评“会寻安”县委“所犯纯粹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可是，中共临时中央对中共江西省委的表态深为不满，认为邓小平即“江西的罗明路线”，认为中共江西省委犯了“严重错误”。于是，中共临时中央一边决定改换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一边决定甩开省委，直接派张闻天去“会寻安”召开党积极分子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反对邓小平。”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来到了“会寻安”。如今，仍可从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所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中，看出当年“批邓”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