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出去，快!”我冲他吼叫。

    他一动不动地蜷缩着，嘴唇、胡子不停地抖动着。

    “快出去!”我怒吼着。

    他像狗一样地龇牙咧嘴，紧缩着双腿，在墙角贴靠着。

    我用力抓他的胳膊，他便大声狂叫。我再也忍不住了。掐住他后颈像敲鼓一样来回摆晃。他竟也无耻地跟着摆动。我用最难听的话冲他喊道：“你这条癞皮狗，胆小鬼，你想用装死来逃脱吗?”他竟像个可怜虫哀求地看着我。我把他的头往坑墙上碰撞，“你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我冲他肋骨就是一脚，“你真是头猪!”我狠狠地把他推出坑道。

    冲锋部队又增援了一批。一名少尉也在指挥，冲着我们喊：“都过来，全部向前冲!”就这几句话却远远胜出我打骂侮辱的几十倍，奇姆思托斯听到这声命令，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样环视了周围一下，奋力冲了过去。

    我看着他的后影，似乎又找到那个训练场上英勇干练的奇姆思托斯军士的身影，他甚至还一马当先地冲锋在最前面。把少尉都甩在了身后。

    密集炮火，阻止攻势。弹幕射击，地雷，毒气，坦克，机关枪，手榴弹——每个词语都意味着可怕的恐怖和所有的毁灭。

    炮火的硝烟和战壕的泥土堆积在我们脸上，脑子里一片混乱，大家全都已经极度困乏了；每次下达命令冲锋进攻时，我们又不得不用拳头打醒别的许多人，让他们振作起来继续投入战斗。我们眼圈通红，双手划开一道道口子，鲜血顺着双腿从膝盖向外流淌，胳膊肘早已是伤痕累累。

    这种日子持续多久了呢?几星期?几月?还是几年?然而才刚过几天的时间，却仿佛隔了很久很久。时光无情地送走了那些垂死挣扎的人并从他们脸上永远地消失了。我们机械地填充着食物，盲目地向前奔跑冲锋，不停地屠杀和射击。然后我们便又就地而卧。每个人都开始感觉身体疲倦。越发变得衰弱了。而且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东西。仅仅残留着那些更加无助、颓废衰竭的人的身体和他们绝望、期盼的眼神，他们一次次将获生的希望重新寄托在我们身上。

    在间断的休息的时候，我们还得反复对他们讲：“特别要注意如果是遇到那种有尖尖弹头的迫击炮弹袭来就赶紧卧倒，那么，它会从你们的头发上面划过。但如果要是，就打到这边，就得赶快躲开。”

    我们努力培养锻炼他们的听觉，使它们甚至能够听出小型炮弹那种微弱的难以辨别的声音；他们能把这声音从喧闹中单独挑剔出来；我们告诉他们，比起那种带着巨响炮弹这种炮弹威力更大更危险。我们又给他们作了如何迅速躲避敌人的飞机，如何在被敌人紧紧追击时赶快装死，如何计算，手榴弹投出后着地半秒之前就爆炸的时间方法——我们又教会他们怎样在炮弹袭来时迅速扑到坑洼中去，如何使用一捆手榴弹打开一条战壕；告诉他们敌军手榴弹雷管长短与我方的不同之处，教给他们判断毒气弹的方法和几种活命的妙招。

    他们专心致致地倾听着，可以说是聚精会神了。但一上了战场；他们便又兴奋地忘了我们交代的各种事情。

    海依·韦斯托胡斯背负重伤马上要撤离，他一动不动地平躺着，呼吸时能通过伤口看见肺在不停跳动。我悲伤地紧紧抓住他的手一言不发，“保罗，我看一切都要结束了。”他强忍着剧痛呻吟着说。

    还有那么多人苟活着；那些头盖被炸裂的士兵；那被炸断双脚却仍在奔跑的士兵；那些拄着拐杖一瘸一拐拖着残肢的伤员；那个膝盖炸烂用手却仍在地上拼命向前爬行了两公里的一等兵，和另一个急救所护理床上双手捧满从肚里掉的肠子的一等兵；那些少了嘴巴，毁了面孔的，没了耳鼻的伤员；他们还这样继续活了。坚强而痛苦地维持着生命的延长。我们发现为了能活下去，不至失血过度有个士兵竟然用牙齿代死咬着胳膊上的动脉血管整整两钟头。太阳归西，可怕的黑夜接踵而至笼罩着大地，炮弹便又开始狂乱地嘶吼、咆哮。或者这便已接近了生命的最边缘。

    但我们竭尽全力坚守着这块被炸得破败的土地，抵御着优势敌人的强大的火力猛攻。我们虽然仅仅沦陷了几百公尺的阵地，但每一公尺土地都埋葬着一个年青的生命。

    调防了。车轮吱嘎滚动，我们痴痴地呆立着，只有在“当心——电线!”的声音响起时，才不由自立地弯下腰去。我们开始出发。来的时候，正逢夏日，草木青绿，树丛悠悠，郁郁葱葱而现在却已值秋季，夜雾凄迷，湿气笼罩。汽车停住后，我们轻轻地便爬了下来。外面乱哄哄的，人群涌动到处都是幸存下来的部队。两边的人黑乎乎一片来回奔走呼叫着各自部队的番号。随着叫喊也便有人跟着答复然后应声而往。我们都不过是些破烂惨淡的士兵，小得令人吃惊，一些弱卒残兵罢了。

    这时，听到在喊叫我们连的番号呢：顺着熟悉的声音我们找到了连长，他用绷带吊着胳膊，在前线总算死里逃生了。见到了老友克托和阿尔贝特登时什么话也说不出口，只是相互深情地拥抱着，紧紧地依靠着，彼此之间真诚地凝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