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道光《彰化县志》卷6《田赋志》。

　　大垦户多系独资垦辟，但也有由富豪资助者，如林成祖“朋辈助之，得数百金”⑤，吴沙入垦噶玛兰，“助之资粮者，实淡水人柯有成、何绘、赵隆盛也”⑥。在中小垦户中，不少是自筹资本招佃开垦的。嘉庆年间，淡水垦户丁文开承垦埔地，在契约上载明：“经官丈明五十七甲三分，兹因乏力开垦，托中向陈象老官借出佛银三千大元”①，他因为筹资开垦而向人求贷。由于中小垦户缺乏资金，遂出现一种合股方式，即投资者共同招佃开垦，垦辟后按股分田。乾隆九年的一张契约上载称：“同立阄分字人郭振岳、姜胜本，缘于雍正十三年向老密氏等合给大溪乾穅榔林荒埔一处..协同招佃垦辟，陆续成田，报升在案。..佃户日多，事务日繁..分户各管”②。这种垦户所占土地面积不大，就是属于开垦时期的合股经营者。随着台湾垦户的推进和清廷统辖范围的扩大，出现一些仅向官府请领垦照，“名为自出工本，募佃垦荒，实则其人工本无多”的垦户③。他们招募的佃户要自备各项生产资料，垦辟后自己坐享地租。这种垦户利用开垦高潮的机会充当土地所有者，但由于缺少资金，极易欠赋，成为官府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

　　佃户转佃土地、收取小租后，垦户就成为大租户。大租户阶层也存在着两极分化之势。富者称为“头家”，每年收租无数，经济力量雄厚，即所谓“上者数百万金，中者百万金、数十万金之富户，所在多有”④，因而有能力交纳官赋。而对中小垦户来说，则不具备这种经济条件，所以往往被迫逃避官赋，“佃人欠大租，业户欠正供，即佃人不欠大租，业户亦欠正供”⑤，“必欲催取，则业户立时破败”⑥。因而他们不得不变卖土地，丧失其大租户的地位。

　　小租户原为垦佃制下的佃户，起初仅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以后他们又招到佃人耕作，收取小租，转化为小租户，形成一地两租的状况。小租户不负担官赋，又索取占收获物一半的小租，并可处置、更换佃人，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大租户承担官赋，地租所得又少于小租户，“佃户每甲纳租有定，地方公事皆业户出应，其用无定”①，致使欠赋现象严重。“台湾厅县钱粮积欠累累，以此是”②。此时，实际有纳赋能力的便是小租户。但是由于存⑤ 《台湾通史》卷31《列传》。

　　⑥ 道光《噶玛兰厅志》卷7。姚莹：《噶玛兰原始》。

　　① 王世庆编：《台湾公私藏古文书汇编》。

　　② 《台湾私法物权编》二章一节五一号。

　　③ 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④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⑤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⑥ 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① 道光《彰化县志》卷12 上，方传穟：《开埔里社议》。

　　② 陈盛韶：《问俗录》卷6《鹿港厅》。

　　在着形式上的主佃关系，小租户得以继续免纳官赋。封建官府对垦佃制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由初期的鼓励、扶植到后期的限制、否定。由于垦户占地广而纳赋少，故台湾官员中就有限田开垦的建议，如雍正年间的沈起元、尹秦等人，分别提出“一人一牛付垦十甲，不容混呈广垦”、“毋许以一人而包占数里地面，止许农民自行领垦，一夫不得过五甲”③。大小租关系产生后，必然会影响到赋税的征收，于是官府采取了相应对策。开发噶玛兰时，官府曾限制业户的发展。到光绪年间，台湾巡抚刘铭传下令清理田赋，实行减四留六的办法，承认小租户为土地业主，发有丈单，令其交赋，大租户仅得原有大租的六成，不需纳赋。虽然大小租关系尚未取消，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原有的关系，官府的田赋收入也较原额增加了四十九万一千两银子。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台湾，以补偿金的方式收买了全台的大租权，至此，“大租之制已废，此语（大租）亦亡”④。小租户完全获得土地所有权，成为地主。通过这一长期演变的过程可以看出，小租户在拥有收租权后，已经成为土地的实际所有者，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不可避免地确认了小租户的业主地位。

　　三、大租权的典卖和胎借大租权原为垦户权。由于垦户在开垦土地时需花费较多工本，当支出不敷时，就会转让垦户权，在将土地开垦成田之前就退出了对土地的垦辟。合股经营的垦户股内资金不充裕的成员一般要依赖较富裕者，当开垦因乏资而难以维持时，股内的垦户权就会落到资金雄厚者手中，出现垦户权的转移。嘉庆年间，淡水刘可富等人凑成三十六股，又“招得刘朝珍备本凑入四股，共四十股，复垦开辟”。到道光年间，他们立契载明：“垦地仍然荒芜，垫用日见浩繁，无可奈何，席请众股人等到场商议，愿将该处垦户各股底并四至界内山林埔地，以及各处庄地，尽根截退归就于刘朝珍之孙刘世成、刘维翰承管，禀官给戳，自备重本抵御凶番，垦辟成田，■佃收租，永为己业。”①这是尚在开垦过程中垦户权就已发生转移的情况。

　　土地开垦成田之后，垦户（大租户）所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仍有转移、丧失的可能。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赋税负担、佃户的欠租和大租户自身的奢侈。赋税额在大租户的剥削收入中占有一定比重，尤其是在台湾南部，极易拖欠。如康熙四十四年凤山监生吴国琛的田地，“该县详报，荒芜沙压上、中则计二百四十甲零，历年欠粟计五千五百石有奇”②，作为土地业主，是无法顺利交齐如此巨额官赋的。大租户因为坐收租谷而任意花销，“业户复恃其租多利厚，任情耗费，骄奢淫佚，无所不至，久而所收租③ 沈起元：《治台私议》。尹秦：《台湾田粮利弊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