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799、4079、4146、4075 号。

　　① 《孔府档案》4803 号。

　　其中包括收回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从五十七石四斗三升减去放麦本利三十六石，余二十一石四斗三升，再除去对分得麦十四石四斗三升，余七石，正是种三石五斗之倍数②。种子加倍偿还对佃户应算是重利盘剥了，它充分反映了佃种爵府私田的佃农的穷困程度，到下种的季节他们已穷得家无颗粒，被迫以倍利贷种。爵府的私田中也有一小部分征收定额银租，如兖州花园庄地五十五亩余，顺治十一年初收银租，园地每亩一两二钱，中地每亩七钱，下地五钱个别六钱①。

　　私庄上还有牛租和放粮。放粮，在各私庄上是相当普遍的，一般放好粮要加倍回收，坏粮不加利原数收回，不过坏粮变成了好粮罢了。如汶上高家庄，在顺治十二年，“放出好麦十六石五斗一升，一斗还麦二斗。烂麦五石，一斗还一斗。”②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私庄多征实物租，花色很多，最普遍的是大麦、小麦、黄豆、黑豆、高粱、谷子。此外还有荞麦、绿豆、红豆、豌豆、黍、穄、芝麻、麦仁、麻、苘等。爵府的私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清代农业中经济作物的种植已有相当发展，在山东比较突出的是棉花和烟草，私庄也受波及，也种棉花烟草乃至瓜果。汶上马村庄，早在顺治十二年就种棉花六亩，分得棉花四百八十二斤③。乾隆以后种植面积扩大了，如汶上美化庄，每年都种烟、瓜和棉花。乾隆元年（1736）租出烟瓜地十一亩三分六厘，每亩租高粱一石。租出棉花地四亩六分，每亩租谷七斗④。

　　属于公府的私田应向地方政权交纳田赋。顺治十二年当认佃汶上县废藩田产十一顷五十亩，曾认租十五两二钱，后来又开垦了几十顷，共该完银二百十九两七钱七厘①。康熙十七年在东平州开荒一百六十顷、国税四百八十两②，二十八年又垦一百十五顷，该税银四百六十两，此项银应归入河饷③总之，在得田之初都曾规定了国税。有不少也确曾按数完纳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爵府总是借故逃脱、拖欠甚至拒不交纳，设法以私充祀，逃脱国税，如在一份答复滕县催征的文书中说：“簿查滕县原有本府置买庄地二百余顷，由万历年间历天启以逮崇祯末期，俱入优免，从未有同百姓起科之例。”④对东平州的国课，则借口被灾，“佃户星散，无凭催迫”而不交⑤。② 《孔府档案》4815 号。

　　① 《孔府档案》4695 号。

　　② 《孔府档案》4812 号。

　　③ 《孔府档案》480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①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②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③ 分别见《孔府档案》4826、4075、4079、4146 号。

　　④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对泗水、汶上、滋阳、邹县、曲阜、宁阳等县的钱粮，也是屡屡拖欠。嘉庆十二年（1807）兖州府移文衍圣公府，指出其历年拖欠泗水县银九百四十两余，米八十五石余⑥。爵府置若罔闻。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兖州府再次移文，指出欠数已达银一千三百余两，漕米一百八十余石⑦。圣公府同地方政权的矛盾日趋加深。

　　⑤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⑥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⑦ 分别见《孔府档案》4086、4084、1580、1581 号。

　　第三节宗族制度宗族的法规和要求宗族组织为维护其血缘共同体的存在和利益，有一套要求族人的行为规范，并受传统文化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制约。

　　祠堂族长对族人拥有审判权。如四川唐氏宗族，倘族人犯有种种“非为”，“各房长确知，先以理戒，以情谕，至情理所不能感服，房长告知族长，族长会同族众，以其所犯过恶告明祖先，爰请家法，从重惩责”①。宗族惩治族人，要将族人“所犯过恶告明祖先”，向祖先“爰请家法”。《即墨杨氏家乘》所收康熙时所定《家法》规定：族人相讼，族中“尊长传其本支年老正直者，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吐其实，定其曲直，小事开罪..大事告于祖宗朴责之..强悍不遵约束者，则公曰于官，以法处之”。“焚香誓于家庙，示无所徇”。江苏常州庄氏祠堂乾隆时所定宗约，对于祠堂的审判权叙述较细。该约：“族人相争，大干法纪，自难解免，倘属田土口争、一切家庭细故，族人可为调处者，不得邃行兴讼，告以情祠具禀宗祠，听族长、分长暨族之秉公持正者传集两造，在祖宗神位前论曲直、剖是非，其理屈与不肖者，当即随事惩罚，甚则绳以祖宗家法，令其改过自新，若顽梗不灵，轻则鸣鼓共攻，解官求治，重则祠中斥革，谱内削名，断勿徇纵”②。祠堂族长依据家法对族人的处理，各族是不同的。前述杨氏宗族对于犯“大事”者要“朴责”，庄氏宗族对于小事“随事惩罚”，不改悔者“解官求治”，最严重的“祠中斥革、谱内削名”，即开除族籍。四川唐氏的“家法”在《宗规》中列有专条：“置家法一具，用竹片，长三尺，宽寸半，厚五分，上书唐氏家法字样，悬祠中内高朗处，祭祀时昭然若见，令其知惧。当用则用之..只用之族人者，示家教也”③。有的宗族对于不肖者，“举族鸣其罪，纳诸竹笼，沉诸海而不为过”④。江苏镇江赵氏宗族“有干犯名教伦理者，缚而沉之江中以呈官”①。祠堂族长还可以处死族人。安徽《弘农杨氏宗谱》则将宗族处死族人的权力作为“家法”明确地写入《宗族规条》：“族长既立，家法攸司，其于不肖子弟，轻则令其拜伏自悔，重则族长执法笞惩，至若大逆不孝，则族长会合族众，鸣公处死，虽独子不恕，另立贤嗣。”宗族对族人的要求，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是规、约，如宗约、宗规、家规、族规、祠规，是宗族要求族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具有强制性；二① 《唐氏族谱》卷1，《宗规十条》同治十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