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寄生的封建家族经济的消耗。富荣大场商多系各大家族，封建宗法家法体制与盐业资本间的矛盾尖锐。如在经营上、用人上往往发生冲突。特别是盐业资本积累与家族的生活消费相混淆，前者屡受后者冲击。场商幕幕家庭闹剧的发生，多是两者矛盾的反映。盐业资本在封建家族的影响下，其积累和扩大都是困难的。

　　到后来，盐业资本与土地、高利贷、商业之间的渗透日益强烈，盐场主的地主、高利贷、商人，尤其是封建地方绅士的色彩愈来愈浓厚。于是其经营业务的地方性、排他性愈来愈大，而在其势力范畴之内，彼此之间又力求相对稳定，避免竞争，资本的兼并和集中过程也就更不明显了。

　　第三，关于盐工帮会性质问题。清中叶后，富荣盐场烧盐工和整灶工有“炎帝会”，挑卤工有“华祝会”，钻井工有“泗圣会”。发起之因是“常以一人而为一事则发之也难，以众人而为一事则易也”①，乃是维系、团给盐工的机构。会首由会众公举，并有规章、纪律，如不得偷窃、赌博、吸洋烟等，否则开除，永不得入会。会众间的纷争，亦请会首解决。这些组织曾发动过盐工早期罢工斗争。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它的排外性强。烧盐工必须入会，未入会者不得烧盐。它的封建宗法的师徒关系色彩较浓，如不够资格入会者称“下手”，入会要多交一倍的“香钱”。工作量也有不同规定，如烧花盐，“上手”（正式会众）二人共烧十口，“下手”一人烧三、① 《四川盐政史》卷3。

　　① 《李氏族谱·果育府君传》。

　　① 《自流井火神庙碑记》。

　　四口，合称为一排。上手烧一天耍一天，一月工作十五天，称十五班。下手天天工作，称三十班。联系到灶头、山匠尚有招工等权，他们地位优越，其间还有某些剥削的关系。因此，盐工雇佣劳动所夹杂的封建因素也就不能不更多一些。这表明，离开了土地的劳动者，虽然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封建人身隶属关系原则上不存在了，但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这些小农出身的劳动者，又自发地结成带有宗教、秘密社团色彩的、互相维系的组织，他们的“自由”程度总是受到了相当的限制。

　　第六章商人、商业、商镇第一节商人和商业商人阶层的基本概况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仍，各地商业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康熙中叶，清朝的政治统治全面稳固，社会生产也从恢复期转入迅速发展的阶段，清代商业资本的活动领域也逐步开拓，经历了一百年左右的时间，进入乾隆盛世，才出现全国性的商业繁荣。嘉庆、道光之际，虽然外国资本主义的“洋货”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前，国内市场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当时的情况，正如龚自珍所概括的：“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①，城乡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商品市场的关系是愈来愈密切了。

　　商业的持续繁荣是商人阶层日趋稳定的表现。

　　最活跃的是徽商。徽州人外出贸易的传统根深蒂固：“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贾，无赢折皆不得速归，久者数十年，近亦逾纪。”①故“起家至陶猗者不可指屈”②。其经营的种类很多。

　　其次是晋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玄烨南巡途中的上谕指出：“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③然而晋商的活动地区也并不限于吴越。

　　再次是陕商。“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④。陕商在江浙地区经营棉布业，历史悠久，规模并不亚于晋商。此外，陕西邻近四川，当时蜀中移民，首推湖广，陕西次之，因而陕商在四川颇有势力。清代前期，四川井盐发展较快，但“川省各厂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⑤。自流井的钱庄业肇始于雍乾之际，大半为陕商操纵，著名的西秦会馆（今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亦为陕商集资修建，捐银商号多达152家。他们既投资盐井钻凿，又从事井盐贩运，两者皆获利甚丰。

　　江苏的洞庭商人别具一格。乾隆初年，有记载称，西洞庭三十余湾，居民万余户，东洞庭二十余湾，约三万余户，“乡里之间，衢巷曲折”⑥。翁① 《龚自珍全集》第1 辑《平均篇》。

　　① 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彦孝妻金氏墓碣》。

　　②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6《宗征君墓幢铭》。

　　③ 《清圣祖实录》卷139。

　　④ 屈大均：《翁山文外》卷1《宗周游记》。

　　⑤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

　　⑥ 陈大受：《备陈太湖情形疏》，见《皇清奏议》卷43。

　　氏、席氏，均为洞庭望族，不仅广占田园，而且累世货殖。清人文献，或称“山中大姓，类以商旅纤啬起家”⑦；或称其地“人多饶于财，四民之业，商居强半”⑧。

　　浙江的宁波商人很有特色。一方面，宁波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方便，民物殷阜，本身就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旧称鱼盐粮食马头。”①另一方面，“巨艘帆樯高插天，危楼簇簇见朝烟，江干昔日荒凉地，半亩如今值十千”②，说明经济发达，吸引了大量客商，同时也刺激了土地价格的上升。这些因素又促使宁波商人把目光转向外地，利用积聚的货币财富去开辟新的市场。福建、广东、江苏、山东各省，都有宁波商人的足迹。乾嘉时期，北京著名钱庄恒兴、恒利、恒和、恒源，统称“四恒”号，“均系甬商经纪..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③。京中洋货庄、粮食铺、典当铺以及九城富户、政界显贵，都和四恒保持金融来往，因其“资本雄厚，市面繁荣萧索与有关系”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