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 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① 《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86 页，《奉旨禁革漕运积弊告示》。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③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任源祥《漕运议》。

　　累。

　　有所谓“做样”，即有奸棍串同运军，抢先出兑，故意多出“赠耗”银两，使后来者不得不遵其例。

　　有所谓“押兑”，即借上司之令，承牌持票，任意催督，从中索取耗银。有的在百两耗银中公然索走二十两。

　　粮米过斗时，还有所谓“踢斛”、“淋尖”、“样米”，以及“三笆三涌三捧”种种恶套。另有所谓“伍长酒钱”、“装载船钱”、“倒箩钱”种种名色。

　　仅漕粮加耗一项，有增无减。如“昆山一县，正米百石，有加耗银至六七十两者”。而当地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今耗银至六七十两，是正米百石，耗赠亦百石”。在这样沉重地敲剥之下，农民“皆深自逃匿，惟恐为人鱼肉”①。

　　本来按漕运则例规定，江南每船受兑五百石，解至京通，交仓四百石，这是在所兑米中已经包括了在船折耗。但州县征收时，却又每百石再加五石，真是“耗外加耗”。

　　交纳漕粮的小农更害怕“转廒”之苦。因漕粮是冬兑冬开，立有准限。

　　各处粮印官在漕船未到时，即通令百姓交兑，交兑后仍令粮户管廒，待船到时复又交兑，使粮户于赠耗使费之外，再受赔补苛索。“以致民间卖男鬻女，无可告诉”。收漕胥吏为了索取钱财，唯视贿金之多少，先令富户交粮，贫穷粮户则挨日等候，往往全家老幼出动，终日守护粮堆，若遇风吹雨淋，更是苦不堪言。贫苦农民“被重复科征，纳而又纳”，实在交纳不起漕粮的：“一年之内，血杖死者，盈万盈千”①。

　　清代漕粮，以江浙为重，造成了江浙地区的贫困。俞樾曾这样描述：“苏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过十亩。倚山傍湖，旱潦难均，即丰稔之岁，所得亦自有限。而条银漕白正耗，以及白粮经费、漕赠、五米、十银、杂项、差徭，不可胜计。而仰事俯育婚嫁丧葬，俱出其中。终岁勤动，不能免鞭扑之苦。”“耕田输纳之民艰难实甚。”②为了保证漕粮平安无误地运到京通，清朝廷想方设法堵塞漏洞，尽管如此，依然是弊端丛生。首先是清政府安排了庞大的督运漕粮的官僚队伍，来保证漕运的正常通行，结果适得其反，成为漕运的负担。

　　清代设置的督漕官吏有漕运总督（简称总漕）、巡漕御史、督抚（有漕粮省分的督抚）、粮储道（简称粮道）、监兑官等。这些都是专理漕务的官员。漕粮的征收，以县为单位，设立印官、胥吏、里正等主持事务。漕粮的运输中，设立押运官、卫所守备、领运千总、随帮武举、什长、本军、副军、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陆世仪《漕兑揭》。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46《户政·漕运》上，徐旭龄《厘剔漕弊疏》。

　　② 俞樾：光绪《川沙厅志》卷四《汤斌疏略》。

　　水手、船政同知。治理河道的有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闸官、标夫、浅夫。漕粮的收储有仓场侍郎、坐粮厅、大通桥监督、仓监督、稽查官等。这样庞大的官吏队伍，专门为漕运四百万石粮食的督催，是绰绰有余的。但是“各卫本帮千总领运足矣，而漕臣每岁另委押运帮官，又分为一人押重，一人押空。每省有粮道督押足矣，又别委同通为总运。沿途有地方文武催趱足矣，又有漕委督抚委河委，自瓜洲以抵淀津，不下数百员。各上司明知此等差委无济公事，然不得不借帮丁之脂膏，以酬属员之奔竞，且为保举私人之地。”真是“十羊九牧，为人择官，多方以耗剥之”。冗官必然误事。如：淮安盘粮，漕臣不去亲查米数，而“委之弁兵”，通州上仓，仓臣不去亲验米色，而“听之花户”。“两处所费，数皆不资”。就这样，清廷官吏都视漕运为“利薮”，争逐不已。而各级漕司官吏则人浮于事，敷衍塞责，弄虚作假，贪污风行，清漕的管理陷入混乱状态。

　　其次，漕船的修造，也是清朝廷的沉重负担。如前所述，清代漕船常年在六千艘之上。原来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谓之“岁造”。修船所用价银，按地方之远近，时间之久暂为差。费用来源，起初于民地征十分之七，于军地征十分之三，备给料价。如不足，则征军卫丁田以贴造漕船。十年限满，由总漕亲验，实系不堪出运，方得改造新船，或者准许旧船在通州售卖。漕船大部分在清江关成造，“自仪征逆流抵淮，四百余里，沿途需用人夫挽曳，船成后复渡大江，道经千里，到次迟延”。实在是劳民伤财。负责修船的官吏，“或诈朽坏，或修造未竣诈称已完，或将朽坏船册报掩饰，或承造推诿不依限竣工”，弄虚作假，从中取利。本来，漕船长年航行，不免有遭风沉溺之事，而运丁因贪图私利，多携土宜，揽载客货，夹带愈多，漕船难承重荷，损坏更快，故而三年小修，五年大修，十年折造，非常频繁。另外，运河南北水势相差甚大，如果船身过大，掉挽困难，清政府曾规定酌量减小漕船尺寸，但江苏、广东两省漕船，因运丁贪图夹带，务求广大船身，结果，“载重则行迟，行迟则雍塞，民船被阻，甚有相去数丈守候旬日者”①。“漕船建造修葺，其费有经常，有额外”，嘉庆十七年，以浙省承造漕船赔累日甚，清政府决定每船除例给二百零八两外，复给银五百九十余两。以此可见清王朝为了维持这么一支庞大的漕运船队，仅修船一项，就要“年糜国帑数十百万”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