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帝大惊，飞诏各镇勤王，命各路援兵均听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调度。袁崇焕闻警，千里疾驰，赶到京师，部署防御。皇太极见袁来到，知难力取，便设下反间计，指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巧妙地让被俘太监杨春“偷听”到袁与金汗有密约，欲为内应的谈话，再放跑杨春。杨春回京后，密告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帝早就因袁曾与金有过吊丧议和之事及擅杀东江镇总兵毛文龙，而颇为恼怒，京城又流言四起，诬袁召来金兵，遂相信杨春之话，于十二月初一日，捕袁入狱，八个月后并以“通虏谋叛”等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籍没家产，兄弟、妻子流放三千里，制造了一起特大冤案。皇太极知悉妙计成功，明帝自毁长城，大喜，统军猛攻明军，先后击杀明勇将武经略满桂、副将孙祖寿等人，擒获总兵黑云龙等将，纵掠畿内，连下迁安、滦州、永平、遵化、固安、香河等州县，屡败明兵，留兵驻守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于天聪四年三月初二日返回沈阳。

　　此战被明人称为“己巳之役”（己巳为金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的干支年号），历时五月余，金兵第一次突破长城，进入明境，势如破竹，席卷长驱，千里奔袭，直抵北京城下，讨斩杀、擒获、逼死明督师、经略、总兵、副将、巡抚多人，“每战必胜，每攻必克”，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从此开始了金国掌握主动权、明朝步步败退的新阶段。

　　统一漠南为了弥补女真——满洲人数太少的根本弱点，为了清除北方、东北方向来的威胁，为了斩断明国右臂，皇太极加紧进行统一漠南蒙古各部的征抚工作。一方面屡派使者，招诱巴林等部归附，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察哈尔部林丹汗。天聪六年（明崇祯五年，1632）四月初一，皇太极率军离沈阳，西征林丹汗，适值辽河水涨，人马浮水而过，两昼夜始渡完。沿途蒙古各部贝勒纷纷遵奉率兵从征谕旨前来相会，到十二日，来会者有喀喇沁、土默特、喀喇车里克、伊苏忒、扎鲁特、敖汉、奈曼、阿禄、巴林、科尔沁等部及北边蒙古诸部奥巴等数十位贝勒，均献酒献马，汗设大宴相待。

　　四月十六日，金汗召集各贝勒，嘉奖踊跃遵命之贝勒，训斥怠缓之人。

　　皇太极谕：“朕以察哈尔不道，整旅往征，先期谕令尔等率本部兵来会。今尔等所领之兵，多寡不齐，迟速亦异，惟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奥巴率来军士甚多，又不惜所蓄马匹，散给部众，疾驰来会”，“足见立心诚悫，忧乐相同，朕甚嘉之”。至于舅舅吴克善的行动，则使“朕心不甚欢乐”。扎鲁特部诸贝勒，“尚属实心效力”，敖汉、奈曼诸贝勒，亦“较优，然也未为尽善”。巴林诸贝勒似尚畏惧察哈尔，且“吝惜马匹，怠缓不前”，阿禄诸贝勒“深受林丹汗之欺凌，乃此次并不思仗朕之力以复仇，而不多发兵马”，“仅以一旅之师勉强应命”，“应俟班师日议罪”。各贝勒皆叩首受命。这次训谕，对激励和鞭策蒙古踊跃从征，起了很大作用。

　　皇太极下令，日夜兼程，直取林丹汗住地，一举荡平察哈尔。四月二十二日，大军过兴安岭，行军已达一千三百多里（从沈阳算起）。但是，连一个察哈尔人也未看到，原来镶黄旗固山额真达尔哈家的两名旧蒙古人，于十八日夜间潜盗良马六匹，飞奔察哈尔，通知金兵大举来攻。“林丹汗闻之大惧，遍谕部众，弃本土而奔，遣人赴归化城（今内蒙呼和浩特），驱富民及牲畜尽渡黄河。察哈尔国人仓卒逃遁，一切辎重，皆委之而去。”①皇太极知悉此情，谕领兵诸贝勒大臣：“察哈尔知我整旅而来，必不敢交锋，追愈急，则彼遁愈远，我军马疲粮竭，不如且赴归化城暂住”。于是大军向归化城前进。五月二十三日，至木鲁哈喇克沁，分兵两翼，左翼以贝勒阿济格为帅，率科尔沁土谢图额驸奥巴及巴林、扎鲁特、喀喇沁、土默特、阿禄等部兵一万，往掠大同、宣府边外一带察哈尔部民；右翼命济尔哈朗、岳托、德格类、萨哈廉、多尔衮、多铎、豪格等贝勒领兵二万，往掠归化城黄河一带部民；汗与大贝勒代善、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二十七日获悉，林丹汗闻金兵入境，惊慌失措，“尽携部民、牲畜、财物，渡黄河以遁，所遗止穷民耳”。这一天，大军行驰七百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归化城南及明国边境，“所在居民逃匿者，悉俘之，归附者，编为户口”②。

　　一些蒙古人逃入明境沙河堡，皇太极致书堡中明将，索取逃人，称：“我北征察哈尔，穷追四十一日，擒其哨卒讯之，云已星夜逃去”，“我欲收其部民，因还兵克归化城”，“近闻察哈尔所遗人畜财物，为尔等收留，当一一归还于我。否则，自取祸患。”明将大惊，立即送还逃入蒙古及欲赏与林丹汗之财物，计有男妇三百二十名、牲畜一千余及所赏缎布帛六千余匹。宣府守将亦将犒赏察哈尔汗所财物存在张家口者，全部献出，计缎布及虎豹狐獭等皮共一万二千五百匹（张）。明宣府巡抚、总兵又遵金汗谕旨，议和通市，赠献黄金、白银、蟒缎、布匹、茶叶数千（匹、两、包）。六月二十四日，大军扎营于张家口外喀喇把尔噶孙，“列三十营，联络四十里”。分略各路大兵，“所至村堡，悉焚其庐舍，弃其粮糗，各籍所俘获，以闻于上，共计人口牲畜十万有余”①。

　　皇太极认为此战目的基本达到，遂统军东返，于七月二十四日回到沈阳。此行往返万余里，历时三个月零二十六天，虽未生擒林丹汗，但已给其以致命打击，逼其丢弃本土远逃，察哈尔部分崩瓦解。林丹汗率残部星夜逃往西藏，“臣民素苦其暴虐，抗违不行”，原有三十余万部众，途中逃散者十之七八。到天聪八年，无处安身东逃西遁的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大草滩，余部纷纷回归，投顺于金汗。天聪九年二月，多尔衮等贝勒奉谕统兵一万，① 《清太宗实录》卷11，页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