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变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来看，吴敬梓是出色地揭开了科举取士制的溃疡面，这就势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虫，也连同暴露出来。那一批批拥拥挤挤向着仕途攀爬的家伙，正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吴敬梓揭露这批候补官吏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这株腐朽大树糜烂的根部，认识到它每况愈下的原因。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吴敬梓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上，而是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作者注意到了，由于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等多种社会层次的文化冲突，并把民俗风情引进小说中，以此透视出人们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演变的律动。所以，《儒林外史》就触及到了什么才是作为国家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的问题，即小说家的笔锋所向是知识分子在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牢笼下如何冲决精神罗网的问题。这是《儒林外史》高于以往批判诸作的地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于杜少卿诸人，仅限于提供反思的基础，人物本身还未能进行这种反思，而小说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已具有了这种可贵的自审意识，这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从《儒林外史》所展示的两个层面，可以看出作者对周代以来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这一点可以从小说中祭泰伯祠找到内证。而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以后，对新思潮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吴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唤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他的忧患意识正是对科举制和八股制艺进行宏观的历史反思的结果。

　　由此可见，吴敬梓不仅是要给一个个知识分子画像，他是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掌握知识而却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心理。所以这部小说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即他要告诉自己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们的民族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吴敬梓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考察自己先辈和同时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他提出了这一群体的命运，因此他写的不是个别人的心灵历史，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了潜在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层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艺术上，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吴敬梓笔下的众生相：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融合；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从事过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现在仅存四卷，乾隆刊本（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词一卷，四十八阕）。大多都是他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在长沙发现他晚年写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图诗》，其中断句“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表现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抨击。另外，还从故宫博物馆和清人文集中发现了《题雅雨山人出塞图》、《老伶行》。至于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诗草序》、《玉剑缘传奇序》和《尚书私学序》，是分别为友人著作所撰写的序文。其中《玉巢诗草序》是用骈文写的。

　　另有经学研究《诗说》七卷，内容是对《诗经》的解说，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但未经刊刻，已佚失不传。至于史学研究有《史汉纪疑》，书名表明应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未成书。

　　第三十六章曹雪芹第一节生平和家世曹雪芹的祖先是汉人，明朝末年定居于辽阳。高祖曹振彦隶籍于满洲正白旗包衣佐领，为皇室家奴，可以视为满人。曾祖曹玺是曹家成为望族的创业人，其妻子孙氏是康熙帝奶母。康熙二年（1663），曹玺被派到江南，任江宁织造郎中。这是正五品官，专为皇家办理织造用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官位不高，却是皇帝派出的亲信，地方官不得不另眼相看，故而实际地位较高。康熙帝赏赐曹玺正一品衔，荣誉非凡。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病死于住所。其子曹寅，是康熙帝奶兄弟，少年时代伴君读书，康熙三十一年（1692）被任命为江宁织造，继承父业，一直做到五十一年（1712）病故，这中间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加通政使衔（正三品）。他奉康熙帝之命，组织校书班子，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他自身文才很高，善作诗词古文，喜作戏曲，著有《楝亭集》、《续琵琶记》，刻书很多，有《楝亭藏书十二种》、《楝亭五种》。他同江南的文士广交朋友，并为朱彝尊、施闰章等名家梓刻文集。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寅赶上了四次接驾，把康熙帝供奉在他的织造署里。曹寅的女儿出嫁给平郡王纳尔苏，成为王妃。他的妻子李氏，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堂妹。曹寅时期是曹家的鼎盛阶段，但他开销大，拉下亏空，也是曹家衰落的开始。曹寅死后，康熙帝命曹颙继承乃父差使，对他颇为赏识，说是看着他长大的，“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办事又“谨慎”，是“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①。可惜他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死了，康熙帝怜悯曹寅两世孤孀无人奉养，下令把曹宣的儿子曹頫过继曹寅为子，并担任他的职务。曹頫原受曹寅抚养和器重，他的为人，据唐开陶编纂的《上元县志·曹玺传》讲：“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看来他是忠厚老实的有点学问的人，但机变办事能力不足。自曹寅以来欠下的官帑亏空，多年没有弥补，他在办理织造事务上又屡出差错，雍正帝清厘钱粮，就以他“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②为名，于雍正五年底下令抄他的家，罢他的官③。曹家于是离开任所，回到北京。曹玺祖孙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前后六十余年，成为织造世家，离开江南后，家业凋零，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