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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塞艺苑
10中国通史第十卷-中古时代-清时期 (下)
来源: | 作者:白寿彝 | 发布时间: 796天前 | 38415 次浏览 | 分享到:

  ③ 陈淏子:《花镜》“花草类考”。

  ④ 陈淏子:《花镜》“接换神奇法”。

  ① 陈淏子:《花镜》“接换神奇法”。

  ② 《康熙几暇格物编》。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

  ④ 《台海使槎录》卷3。

  ① 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上。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3。

  第七节遗传育种中国古代已经有了丰富的遗传育种经验,到了清代,人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生物普遍存在的遗传变异,实行人工选择,从而培养出各种优良品种。关于选择在育种工作中的重要性,已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如陈淏子在谈到种桃时说:“取佳种熟桃,连肉埋粪土中,尖头向上”④,强调实生繁殖,必须选择佳种,播种时尖头向上,才易发芽。《花镜》共记载了牡丹131 个品种,芍药88 个品种,兰花35 个品种,菊花152 个品种,莲花22 个品种,荔枝75 个品种等,还描述了金鱼的许多品种,显示了我国古代选育植物和动物品种方面的突出成就。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人工选择过程中,生物类型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赵学敏更明确地提出:“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对于生物界的演变和物种的变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并且举例说:“如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①清代在选择育种方面,还应用了单株选择法。据《康熙几暇格物编》记载,康熙年间乌剌地区的人曾发现“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后用这棵白粟播种,结果“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从而培育出高产的优良品种。后来,康熙命人在山庄里试验,果然发现这种白粟的茎、叶、穗都比他种大一倍,而且成熟快,这种单株选择育种的成功,对康熙帝有很大启发,正如他所说:“想上古之各种嘉谷,或先无而后有者概如此。”②此后,康熙帝又应用这种单株选择法,选育成功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腴”的水稻优良品种“御稻”,并“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内膳所进,皆此米也”③。

  ④ 陈淏子:《花镜》“下种及时法”。

  ①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② 《康熙几暇格物编》。

  ③ 《康熙几暇格物编》。

  第八节人体解剖生理学清代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如康熙帝为了了解西方有关人体结构及各器官功能方面的知识,曾令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讲人体解剖生理学。白晋和巴多明根据英国医生和实验生理学家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以及法国解剖学家韦尔内(G.J.du Verney,1648—1730)、丹麦解剖学家巴特兰(T. Bartholin,1616—1680)、法国医生戴尼(Dienis)等人的著作,编译出一部关于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满文讲义,并附有多幅插图①。康熙帝在听过白晋和巴多明进讲的解剖学及阅读了这二人进呈的十几条解剖学原理和附图后,命将这些讲义及插图整理缮写,并译成汉文,各装订成册,录写副本。白晋和巴多明编写的讲义,反映了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较新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这部讲义并未公诸于世,只限宫廷有关人员参阅,未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现在可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见到的满文本《周身血脉图》及其复制件,可能就是当时白晋、巴多明所编讲义的部分内容。

  康熙二十八年(1689),西藏刊印了桑杰加措编著的《蓝琉璃》,这是藏医名著《四部医典》的注释本。康熙四十三年(1704)又由名画师绘制成医用彩色挂图79 幅,其中有神经血管和五脏六腑解剖分图及人胚发育图等。在《蓝琉璃》和人体解剖脏腑彩图中所描述或描绘的人体结构,如动脉、静脉等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及各器官等,都大体上与实际相符,所述胚胎发育过程要经历的鱼期、龟期和猪期,也很生动形象,这些都反映了藏族医学在人体解剖生理学上的杰出成就②。

  清代著名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曾先后在滦州、北京、奉天(今辽宁沈阳)等地观察尸体,研究人体内脏结构,著有《医林改错》2 卷。书中重新绘制出人体脏腑图,并补充和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他正确地区分了胸腔和腹腔,指出只有心脏和肺脏在横膈膜之上,其余的内脏器官都在横膈膜之下。他首次观察到肺管及其逐级分枝,这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气管、支气管及细支气管。对于神经系统,王清任再次强调脑是智慧的中枢,即“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正确地理解了思维记忆与脑的关系,并且在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的基础上,肯定了听觉、视觉、嗅觉都“归于脑”等。在心血管方面,他了解到动脉和静脉的分布及其与心脏的联系,特别是对颈动脉、主动脉、肱动脉及肾动脉的位置和形态描绘更接近实际。王清任的这些新发现和新成就,是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生理学和医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① 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2 期。② 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83 年版;强巴赤烈等:《胚胎学简史及藏医对胚胎学的贡献》,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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