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生白（1681—1770），名雪，江苏吴县人，居苏州，多才多艺，且精于医学，善于治疗湿热等传染性疾病，医名齐天士，学术上每不服叶天士，故命其宅为“扫叶山庄”，号为扫叶山人。在治疗传染病的学理上提倡：“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撰有《湿热条辨》等，特别是为肠道传染病等的治疗创立了新的途径。

　　吴鞠通（1758—1836），名塘，江苏淮阴人，先习儒后攻读医学，在治疗传染病方面颇多借鉴汉代张仲景、明吴又可和当代温病大家叶天士的学说和经验，创立了广为后世医学家所遵循的三焦辨证学说，撰有《温病条辨》一书，以论述其学说理论和临床治疗经验。三焦辨证，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都为治疗传染病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三种学说虽然在立论和对传染病的认识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其共同对象却是基本一致的。吴氏三焦辨证理论指导下所创立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处方和用药，对后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王孟英（1808—1866？），名士雄，浙江海宁人，先后在杭州、上海等地行医，以擅治肠道传染病等闻名遐迩。他在学术上十分重视以《内经》、《伤寒论》理论为经，以叶天士、薛生白之温病学说为纬，编撰成《温热经纬》（1852）一书。此外，还有《霍乱论》及《王氏医案》等著作。

　　上述四大家，在我国温病学说和丰富传染病治疗方法及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医学家如：郭志邃撰《痧胀玉衡》（1675 年），余师愚撰《疫疹一得》（1794 年），雷丰撰《时病论》（1882 年）等，均对我国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治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卢之颐《痎疟论疏》、孔毓礼《痢疾论》、徐子默《吊脚痧方论》、郑奋扬《鼠疫约篇》、梁希曾《疠科全书》、肖晓亭《（麻）疯门全书》、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陈耕道《疫痧草》、以及清代多次刻印的陈司成《霉疮秘录》（1632 年）等，对疟疾、痢疾、霍乱、鼠疫、麻风、白喉、猩红热、梅毒等传染病更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经验总结。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在全国推广和应用，以及其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加之1805 年引进英人在我国人痘接种术基础上改进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使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达到较为先进的水平。

　　第四节外科学的发展与保守倾向清代特别是后期，在外科学的发展上虽然时有激进与保守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但终因社会诸种因素的严重制约，外科医疗上的保守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申斗垣，是一位比较激进的外科医师，他对华佗剖腹手术未能流传深表惋惜，并力求自己能启外科之玄妙，并以外科病手术治疗每获奇效而闻名。撰有《外科启玄》（1604 年）一书，倡导“以利刀去之”或“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止血”等外科手术，切除筋瘤和血瘤。他虽生于晚明，但其书对清代外科之发展多所影响。祁坤，通儒，知诸子百家，尤精医，擅外科，曾召任太医院御医，擢太医院院判。他认为，外科诸症，其本必根于内，治外难于治内，而医多重内轻外，乃殚精采掇，广收古今名贤之确论，撰《外科大成》（1665 年）一书，名闻于时。后来官修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多取材于此书。王洪绪以反对外科手术，主张保守治疗而获得当时十分广泛的信誉。其著作《外科证治全生集》在二百多年间创造了连印50 多次的高纪录，也足见其影响之大。王洪绪，名维德，江苏吴县人，得承家学，精通医道，尤擅外科疮疡，行医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诊断和确定治疗原则上，强调“痈乃阳实之症，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之症，气血寒而毒凝”，所创阳和汤治疗疽症，每获良效。临床强调“以消为贵，以托为畏”①。但他否定外科手术，甚至攻击陈实功等主张手术治疗的外科学家“尽属刽徒”。更有甚者，他不但反对手术切开脓肿引流，对有引流祛腐排脓作用的丹药也一概反对，公然主张药助自溃。这不但会延误治疗时机，而且会增加病人的痛苦。然而由于病人多畏惧外科刀针，其法仍为大多数病家所乐于接受。王氏自誉“用药从无一误”②，故称其著作为《外科证治全生集》（1740）。继王氏之后的清代外科，虽然有对其保守思想持批评意见者，但其保守思潮越来越占着重要地位。

　　① 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

　　② 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

　　第五节针灸、外治与气功的发展清代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即在整个封建礼教制约下，重视汤药内服，而对针刺艾灸和外治比较轻视。特别清太医院废止针灸一科，使针灸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虽然有大批针灸著作出现，但其内容多属歌诀普及为主，少有新的进步和医疗技术的改进。1822 年，清王朝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宜”为由，明令太医院针灸科永远停止。加之西方来华的殖民主义者为宗派利益所驱，宣传针灸为“致死之针”，“医疗上的折磨”等，也严重阻碍了针灸的发展。

　　外治法在太医院乃至士大夫阶层是没有地位的，然而在民间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者有赵学敏的《串雅外编》和吴尚先的《理瀹骈文》。赵学敏，前已述及他在撰写《本草纲目拾遗》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在总结外治法经验的基础上，还编撰有《串雅内、外编》（1758 年），其中分禁药、起死、保生、奇药、针法、灸法、熏法、贴法、蒸法、洗法、熨法、吸法、杂法、取虫等28 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过去视为“医中小道”的外治法整理成专著，赋予其新的生命。吴尚先（1806—1886），名樽，字师机，浙江杭州人，寓居扬州，设存济堂药店。他在战乱环境下，潜心于不用药、少用药的外治法研究和调查，渐以擅长按穴、膏药、薄贴、敷、熨、熏、浸、刮痧、火罐等十余种外治法而闻名。如1862 年避地海陵，广施膏药，日治数百人，获效迅捷，人皆称“自来医家未有若是之简捷也”。他于1870 年将其实践经验和所积累的资料撰成《外治医说》，后改名《理瀹骈文》。书中所载，后世医家誉之为简、便、验、廉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