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朗贝尔向里厄告辞的时候，里厄突然补充说：“今天早晨奥东先生对我谈起了您。他问我是否认识您。他对我说：‘劝劝他不要同走私贩子们打交道。他已经引起别人注意了。’”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的意思是说要您赶紧办。” 

　　“谢谢。”朗贝尔握着医生的手说。 

　　他走到门口突然回过身来。自从鼠疫发生以来，这是里厄第一次看到朗贝尔笑。 

　　“那您为什么不阻止我离开这儿呢？您是有办法这样做的嘛。” 

　　里厄习惯地摇摇头说，这是朗贝尔自己的事，朗贝尔已作出了选择，要的是幸福，那么，他里厄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感到没有能力去判断哪是好的，哪是坏的。 

　　“在这种情况下，您为什么催我快点办？” 

　　这下轮到里厄笑了。 

　　“这可能是我自己也想为幸福出点力吧。” 

　　第二天，他们俩什么事也没有再提，只是照常一起工作。第二个星期，朗贝尔终于在这幢西班牙小屋里住了下来。房东给他在大家共用的房间里搭了一张床。由于那两个年轻人不回来吃饭，加上人家又要求他尽量少出门，因此，他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呆在屋里，或者和那位西班牙老大娘聊天。老大娘个子很瘦，但人倒挺精神，穿着一身黑色衣服，于净的白发下面是一张布满了皱纹的棕色的脸。她不爱说话，当她瞧着朗贝尔时，只有她的一双眼睛充满笑意。 

　　有时候，她问他怕不怕把鼠疫传染给他的妻子。他认为传染的风险是有的，但总的说来风险极小，可是如果他留在城里，那么他俩就要冒永远分离的风险。 

　　“她人可爱吗？”老大娘微笑着问道。 

　　“很可爱。” 

　　“漂亮吗？” 

　　“我认为是的。” 

　　“啊！”她说道，“原来是为了这个原因。” 

　　朗贝尔沉思了一下。他想或许是为了这个原因，但不可能只是为了这个原因。 

　　这位天天早晨要望弥撒的老大娘问道：“您不信仁慈的天主吗？” 

　　朗贝尔承认他不信，于是老大娘又说他是为了这个原因。 

　　“应该去和她团聚，您是对的。要不然您还有什么奔头呢？” 

　　在剩下的空闲时间里，朗贝尔就顺着四周光秃秃的涂着灰泥的墙壁来回转，有时用手摸摸钉在板壁上的装饰用的扇子，或者数数台毯边缘垂着的羊毛小球。晚上，小伙子们回来了，他们也谈不上几句话，至多说一下今天还是没机会。晚饭后，马塞尔弹吉他，大家喝茵香酒，朗贝尔显得心事重重。 

　　星期三那天，马塞尔回来告诉他：“明天半夜可以走了。您准备好吧。”另外两个与他们一起值班的人，其中有一个传染上了鼠疫，另一个因为平时常跟前者呆在一个房间里，已被隔离观察。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在值班。当天夜里，他们将安排一下最后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朗贝尔表示感谢。老大娘问：“您高兴吗？”他日里回答高兴，但是他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 

　　第二天，气压很低，天气又潮湿又闷热，使人十分难受。关于疫情的消息很不妙。然而，这位西班牙老大娘很镇静。她说：“这个世界造孽太多，非得这样不可！”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朗贝尔光着膀子。但尽管如此，汗珠还是从他的肩胛和胸部冒出来。在百叶窗紧闭、光线暗淡的屋内，他们的上身看上去像涂了一层棕色的油漆一样。朗贝尔一声不响来回走着。下午四点钟时，他突然穿好衣服，告诉他们他要出去。 

　　马塞尔对他说：“注意，半夜就要动身的。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朗贝尔走到医生家里。里厄的母亲告诉朗贝尔，他可以在城内高地的医院里找到她的儿子。在岗哨前面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在原地转来转去。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嚷道：“走，走厂人群走动了，但还是在周围徘徊。这位汗水湿透了上衣的中士对众人说：“没有什么可等的了。”这也是大家的看法，但尽管烈日当头，大家还是呆在那儿不走。朗贝尔向中士出示了一下通行证，中士就向他指了一指塔鲁的办公室。办公室的门面向院子。他迎面见到帕纳卢神甫刚从办公室里出来。 

　　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气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制办公桌后面，卷起了衬衣袖子，用一块手帕在臂弯上擦汗。 

　　“您还在这儿？”塔鲁问道。 

　　“是啊，我想找里厄谈谈。” 

　　“他在大厅里。不过，要是没他也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最好就别找他。” 

　　“为什么？” 

　　“他太累了。我自己能办的事，就不去找他。” 

　　朗贝尔看了看塔鲁。他瘦了，疲劳得眼都花了，脸也落形了，宽厚的肩膀也塌下来了。有人敲门，进来了一个戴白口罩的男护士，他把一叠病历卡放在塔鲁的办公桌上，隔着口罩，闷声闷气地只说了一声“六个”，就走出去了。塔鲁看了看记者，并把这些病历卡摊成扇形给朗贝尔看。 

　　“这样很好看，对吗？嘿，这可并不好看，这些是昨天夜里刚死的病人的病历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