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重新让身子倒在靠垫上。 

　　“这不过是一个既成事实罢了，”他疲乏地说，“让我们把它记下来，承受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后果吧。” 

　　“什么后果？”朗贝尔问。 

　　“啊！”里厄说，“我们不可能一边还在给人治病，一边就知道结果。还是让我们尽快地医治病人吧！这是当务之急。” 

　　当塔鲁和里厄在给朗贝尔画由他负责调查的那个区的地图时，塔鲁看了看自己的表：已经是半夜了。塔鲁抬起头来，他的目光刚好跟朗贝尔的碰在一起。 

　　“您已经通知他们了？” 

　　记者避开了他的目光，费劲地说： 

　　“在我来看你们之前，我已写了张条子叫人送去了。” 

    --------

 21

    --------

　　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是在十月下旬试验的。实际上，它是里厄最后的希望了。如果试验再次失败，那么医生就确信这座城市将听任病魔摆布，这场瘟疫或者还要拖好几个月，或者莫名其妙地自行收场。 

　　在卡斯特尔去看望里厄的前一天，预审推事奥东先生的儿子病倒了，因而全家都得进隔离病房。刚从那儿出来不久的奥东夫人又只得第二次过隔离生活。推事很遵守颁布的命令，他在孩子身上一发现病征，就立即派人请里厄医生来。当里厄进屋的时候，奥东夫妇俩正站在孩子的床边。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隔开了。病孩正处于衰竭时期，因此他听任人家给他检查，没有一丝呻吟。当医生抬起头来时，他的视线刚好与椎事的相接，同时他也看到在推事的后面，奥东夫人的那张苍白色的脸。她把手帕捂在嘴上，张大了两只眼睛注视着医生的举动。 

　　推事冷静地说：“是这病，对吗？” 

　　里厄再看了看孩子，回答说：“是的。” 

　　孩子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但她仍没有吭声。推事也默默无言，后来他用更低的声调说： 

　　“好吧，医生，我们应该照章办事。” 

　　里厄使自己的目光避开那位把手帕一直捂在嘴上的奥东夫人。 

　　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能去打个电话，这很快就能办妥。” 

　　奥东先生说他马上领医生去打。但是医生转身向奥东夫人说： 

　　“我很遗憾。您最好准备一些衣物。这您是知道的。” 

　　奥东夫人好像愣住了。她看着地上，点点头说： 

　　“是的，这我会准备的。” 

　　在与奥东夫妇告别之前，里厄禁不住问他们是否需要什么。奥东夫人还是默默无言地看着医生。但这次是轮到推事避开目光了。 

　　“不需要什么，”他说。然后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不过请救救我的孩子。” 

　　隔离原先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形式而已，但后来里厄和朗贝尔将它组织得非常严格。尤其是，他们要求同一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相互隔离。万一家中有一个人员不知不觉地被鼠疫杆菌感染了，那就决不应该让这种病有扩散的机会。里厄把道理向推事解释清楚，推事也认为十分正确。但是，奥东夫妇俩在分手时的那种相互凝视、难分难舍的样子，使医生感到这一分离弄得他们俩多么狼狈。奥东夫人和她的小女儿可以住在由朗贝尔管理的隔离病房里，但对这位推事来说，他却没有地方可去，除非是住到省里正在市体育场上搭起来的隔离营中去——隔离营的帐篷都是向公路局借来的。为此，里厄表示十分过意不去，但奥东先生说，规章制度对大家都是一样，他应该服从。 

　　至于那孩子，他被送到辅助医院的一间摆了十张床的病房中，那里原来是间教室。过了约二十个小时，里厄断定孩子的病已经没有指望了。小小的躯体已经全部被瘟神的魔爪攫住，变得毫无反应。几个范围很小的腹股沟肿块才出现，但折磨着孩子，使他那瘦弱的四肢关节不能活动。他早已被病魔打垮了。因此，里厄想在小孩身上用卡斯特尔研制的血清进行一下试验。当天晚上，晚餐后，他们花了很长时间进行接种，但是孩子丝毫没有反应。第二天黎明，大家都到病孩跟前来观察这一决定性试验的效果。 

　　孩子从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裹着的床单里翻来覆去地抽搐。自清晨四点钟以来，里厄、卡斯特尔和塔鲁一直守在他旁边，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病势的起伏。在床头那一端，是略微弯着魁梧身材的塔鲁。在床脚这一端站着里厄，卡斯特尔坐在他旁边，表面上看来似乎他在很平静地阅读着一本旧书。随着天渐渐地亮起来，其他人也陆续地来到这个原先是学校教室的病房中。先是帕纳卢来了，他走到床的另一头，背靠墙，站在塔鲁的对面。在他的脸上显示出一种痛苦的表情，这几天来他不辞辛劳，累得他那通红的前额上也布满了皱纹。然后是约瑟夫·格朗来了。那时是七点钟，这位办事员气喘吁吁，他道了一下歉。他表示只能呆一会儿时间，可能大家已经心中有数了。里厄没说话，向他指了指小孩。这时只见那孩子的脸完全变了样，闭着眼睛，死命地咬紧牙关，身体一动不动，而他的头却在没有枕套的长枕上左右来回转动。在病房的尽头，那块黑板仍挂在墙上，上面还留着没有擦净的方程式的宇迹。当晨光最后亮得足以使人看清那些字迹时，朗贝尔来了。他把身子靠在旁边一张床的一端，接着他拿出一包香烟。但是在他向小孩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那包香烟放口口袋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