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肿块，”他对医生说，“可能是因为我用力过度了。” 

　　医生将胳膊伸出车门外，用手指四面按按米歇尔伸过来的颈子底部，那里长着一种木头结节似的东西。 

　　“去躺下休息，量一量体温，下午我再来看您。” 

　　看门人走后，里厄问帕纳卢神甫对于老鼠事件的想法。 

　　“哦！这该是一种瘟疫，”神甫说，在圆形眼镜后面的双目露出一丝笑意。 

　　吃了午餐后，里厄正在重新看那份疗养所打来的通知他妻子到达的电报时，电话铃响了。这是他的一个老病人打来请他出诊的电话。他是市政府的一个职员，长期以来患主动脉瓣狭窄症。因为他穷，里厄不收他的诊费。 

　　他在电话中说：“对，是我，您还记得我。但这次是别人。请赶快来，我邻居家出了事。” 

　　他说话时声音很急促。里厄首先想到看门人，但决定晚一步去看他。过了几分钟，医生就来到了外围地区费代尔布街上的一幢矮房子前。进了门，在那又阴又臭的楼梯上他碰到了约瑟夫·格朗——就是那个职员，他下楼来迎接他。这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黄色的短髭，高个儿，背有点驼，狭肩膀，四肢瘦长。 

　　他一边走下来，一边对里厄说：“他现在好一点了，我本来认为他完了。” 

　　说着，他擤了一下鼻涕。里厄在三楼，也是最高一层楼的左边门上看到了用红粉笔写的几个字：“请进来，我上吊了。”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根绳子系在吊灯上笔直垂着，下面是一张翻倒在地上的椅子，桌子已被推到了角落里。绳子孤零零地挂着。 

　　格朗说：“我及时把他解了下来。”他虽然用的是最普通的言语，但似乎老在斟酌字句。“正当我出去的时候，我听到有响声。我一见门上写的字——怎么跟你说呢？——我当时以为是开玩笑。但他发出一声奇怪甚至可以说是可怕的呻吟。” 

　　他搔搔头又说： 

　　“照我看，过程恐怕是痛苦的。当然，我进去了。” 

　　他们推开了一扇门，站在门槛上，面前是一间明亮、但陈设简陋的房间。在一张铜床上躺着一个矮胖子。他吃力地呼吸着，一双充血的眼睛注视着他们。医生停步不前。在这个人呼吸的间歇中，他好像听到老鼠的吱吱声。但是在屋角里毫无动静。里厄走向床边。这人不是从太高的地方掉下来，跌得也不太突然，脊椎没有断，当然，有点窒息难受。需要进行一次X线摄影。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并且说过几天就没事了。 

　　那人带着呼吸困难的声音说：“谢谢您，医生。” 

　　里厄问格朗是否已报告了警察分局。格朗显得有点尴尬。 

　　“没有，”他说，“嗯，没有，我当时想最要紧的是……” 

　　里厄打断了他的话说：‘当然，那么我去报告。” 

　　可是就在这时，病人激动起来，一边从床上竖起身子，一边抗辩着说他已好了，没有必要去报告。 

　　里厄说：“安静些，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请您相信我，我有必要去报告一下。 

　　病人叫了一声：“哦！” 

　　接着他把身子往后一仰，开始啜泣起来。格朗捻弄着他的短髭已经有一会儿了，这时走过来对他说： 

　　“科塔尔先生，您得明白，别人会归咎医生的。比如说您企图再干的话……” 

　　科塔尔挂着眼泪说自己不会再搞了，又说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他只要求人家让他安静些就行了。里厄开了一张药方并说： 

　　“明白啦，这个咱们别谈了，过两三天我再来，但可别再做糊涂事了。” 

　　里厄在楼梯口对格朗说他不得不去报告，但是他将要求警察分局局长过上两三天再来调查。 

　　里厄又告诉格朗：“今天晚上要看着点儿。他有亲人吗？” 

　　“有没有亲人我倒不清楚，不过我会亲自当心他的。” 

　　格朗摇着头又说： 

　　“告诉您，我连他本人也谈不上认识，不管怎样，互相帮助总是应该的。” 

　　里厄在过道中下意识地看了一下阴暗的屋角，问格朗在他这个区内老鼠是否已经绝迹。这位公务员对此一无所知。他听说有这么一回事，但对本地区的传闻没有十分在意。他说： 

　　“我脑子里有别的事。” 

　　在格朗说话时里厄已同他握别，因为急于想在写信给他的妻子之前去看望一下看门人。 

　　叫卖晚报的在高声喊叫，告诉人们鼠患已经停止的消息。但里厄却发现他的病人半个身子翻出床外，一只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着脖子，大口大口地往脏物桶中呕吐浅红色的胆液。看门人上气不接下气地挣扎了好半晌才重新躺下。他的体温达39.5℃，颈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侧腹部位发现有两处浅黑色的斑点，正在扩大。他诉说他现在感到内脏难过。 

　　病人说：“烧得厉害，这混帐东西在烧我。” 

　　布满煤烟色日垢的嘴使他说话时结结巴巴，他将目光转向医生，剧烈的头痛痛得他一对圆滚滚的眼睛淌出泪水。他的老婆忧心忡忡地望着默不作声的里厄。 

　　“医生，”她问道，“这是什么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