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声驱散了钱文忧国忧民的沉重感，看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轻松，看人们的思想认识多么高度一致，看弯子不转自己就过来了，看政治学习当真是其乐融融。

  　　一位画家作了长篇发言，他一通神聊，讲到黑市上的羊肉斤两不足，讲到河南散白酒喝死了人，讲到民间的一些胡说八道，竟然把《智取威虎山》上杨子荣刚刚上山，接受土匪座山雕盘问时的一段对白改成：“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应为“卷毛青鬃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应为“日本指挥刀”），然后，他讲到农民拿着羊腿向货车司机摇晃，要求搭便车，最后证明“文化大革命”一定要继续搞下去。他还说现在谣言太多，绝不能相信传播。例如他前边说的有些情况就可能是谣言，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如果再搞右倾翻案风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地主老财都会回来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的逻辑混乱不清，他的发言所举事例迹近给社会主义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但他的最后结论似乎还是义正词严，大方向无误，于是包括老蒋在内的各人民群众也就高高兴兴地或者是稀里糊涂地或者是假装糊涂地听了下来。

  　　会后，钱文对老夫子说：“你可真行，讨论着这么大的事，你睡得着。”

  　　“这有什么，我的一个好朋友，搞波斯文的，‘文革’初期，红卫兵斗他，他练开了气功，两个小时斗下来，他入定了。红卫兵走光了，他一个人撅着腚呆在会场舞台上练功。后来是他老婆来了，才把他叫了下来，他还埋怨他老婆，说是如果不干扰他，他的真气就要冲开泥丸宫，也就是说可以灵魂出窍，直上重霄九了。”

  　　“可是，我的这个搞波斯文的好朋友，最近得肝癌死了。”他来了一个大喘气，补充说。

  　　学习了一天之后，又下来任务，说是要声讨，欢呼胜利什么的。先集中开会，传达了意义、重要性、应抱态度、方式、次序、纪律和注意事项。最后强调一下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这么一说，大家的精神就起来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嘛。之后，大家拿起统一准备好了的旗子、横标、标语牌和写就的小三角旗，兴致勃勃地去游行。四月天，边疆的气候还不稳定，本来街上的泥泞也很麻烦，但偏偏游行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大马路上化雪的水流与泥渍也基本消失了，同志们说说笑笑地走上街头，像是一次春游。大家整整齐齐地呼喊口号，倒也不影响吸烟与闲谈。城市规模不大，用了三十多分钟就走到了市中心，大家风风光光地喊叫了一回，老夫子说，这个季节叫一叫能够去除浊气，大家都挺开心。特别是回程上他们碰到了一位卖韭菜的少数民族兄弟，这位阶级弟兄不知道是否不通汉字或脱离政治太狠，他竟旁若无人地进入游行队伍，兜售韭菜，而人们也就与他讨价还价，挑挑拣拣起来。买到了韭菜的人个个喜气洋洋，开始计划中午的饭食。钱文由于学习了少数民族语言，占了便宜，他是首批买到新鲜合意的韭菜的幸运者之一。别的人就笑，说是河北人就爱吃饺子，舒服不如撂倒子，好吃不如包饺子。大家一致同意这个谚语的结论。

　　多么好的游行！多么好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多么好的人民群众！经过“文革”的洗礼，生活真是愈来愈可爱了。

  　　钱文始终弄不清楚，他参加那次声讨右倾翻案风的游行到底意味着什么。无所谓？是的，那个年月他可以参加随便什么游行，表随便一个什么态，喊随便什么口号。他没有自己的选择除非他已经活腻歪了。也许今天喊某某某万岁，明天喊同一个某某某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应该被彻底批判，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再过些日子，只要有命令有精神，马上反过来仍然可以喊某某某是好同志，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真金不怕火炼是坚决拥护直到誓死保卫——所以说，“多么好的人民！”没法不好！那么说那么多人民，大家都在唱一台什么戏呢？那么多人，有几个是真心批邓的呢？不真心，为什么又是批判又是游行又是表态又叫喊提高了认识了呢？怎么假得居然搞得像真的一样，真的搞得跟假的一样了呢？我们究竟是创造历史的人民，还是任凭放牧的羊群呢？

  　　问题是，参加完了这次游行，他的心情变得好一些了，就是说轻松一些了。邓小平既然已经邓纳吉了，就不要为他掉泪了吧。不论是诚恳沉重的老蒋，舌头翻滚的小刘，如睡如醒的老夫子，信口开河的画家，大家都无例外地参加了游行，神态也都差不多——庄重中透着轻松，疲劳中透着良民的稳健与平静。岂止他们？大学校长，科学院院士，马列主义教授，一级比一级高的有经验有威望的领导，谁没参加过这样的表态和游行？刘少奇在“文革”开始时候也跟着喊“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而人们衷心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跟着宣读或负责宣读“把叛徒、内奸、工贼某某某开除出党”，谁能例外，谁能沉默，谁能无祸，谁能免过？

  　　“文革”的一大后果是言语的极度扩展、加强、极度灵活与最终失灵，就像一个气球吹得山大，便砰的一声破裂了——连最都要改成最最最最，而打倒与万岁的界线，真与伪的界线，赞成与反对的界线，革命与反动的界线，功勋与罪恶的界线，热爱与痛恨的界线，放屁与讲话的界线，划清界线与划不清界线的界线全都变得稀里糊涂，无可无不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一小时前有就是有，十分钟后没了就是没了。“文革”是一次全民的语言实验。“文革”中张敏锐同志要“亮相”，便发表《我的严正声明》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坚决支持某派革命造反组织一月夺权。过了九天，说是实行军事管制了，军区不赞成夺权的那一派。于是他发表：《关于〈我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改为支持另一派。又过了半个月，形势又变了，说是中央文革小组说了什么什么了，于是又出现了张主任的“关于关于我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的严正声明”，他又改变了态度了。这是对于语法和修辞规则的挑战，是用严正消灭严正，是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