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转身走掉了。

  　　什么意思?其实钱文从“文革”开始以来压根就没有想过写作的事，但是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应该说是“恩师”的张银波在此种情况之下这样斩钉截铁地明说，这样主动积极突兀地宣判他的文学死刑，他仍然为之脸红了一下。他觉得自己的喉咙里突然被一团棉纱堵住了，堵住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偷吃比如说是某个盛大宴会上的菜肴，而他根本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般地向那菜肴垂涎的意思。他早知道自己已经被排除在盛筵之外。他怎么可能冲击盛筵?难道没有资格与闻盛筵的人向刚刚恢复了与闻盛筵的候补可能的人问个好也是不得体的么?莫非张银波认为他邀她到家里坐而且拿出了半个月的定量肉食给她吃(她倒是没有怎么吃，她原来饭量就不大，看来，现在更小了)，是为了走她的后门以恢复写作么?

  　　或者，按照党的教导，党的原则(其实，自从“文革”开始以来，党的教导党的原则他也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她这样说是为了“向他负责”，免得他不死心，自寻烦恼，自找苦吃，就是说她的目的是“爱护”他?

  　　要不，张银波这样说是为了忠于党，是执行党的政策?张银波这样说是为了和党的调子一模一样?

  　　钱文怔在了那里，他忽然得出一个估计：张银波在接受批斗的过程中肯定涉及了他钱文的事儿，就是说，有人批判了或者是她自己检讨了她对于钱文这个有问题的打入另册的人的同情，她真心诚意地接受了批判，她是不会耍两面派的，她不会虚与委蛇凑合对付。如果是别人，需要批判时照批不误，需要友好的时候照友好不误。而她呢，说了就要做到，否则，怎么解释她这一晚上的尴尬狼狈呢?

  　　张银波是太纯正了，她是真听党的话啊。

  　　一个纯正的人左起来，天!

  　　回到家里——钱文是疾跑回家的——钱文隐瞒了张银波最后对他说的话。就让那一团棉纱堵在他自己的喉咙里吧。东菊无法谅解张银波的表现，说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她一再想干脆下逐客令等等。东菊认定，她就是为了从政治上与钱文划清界线而一百个不搭理他们的。为此，钱文和东菊争了好久，钱文则不住地向东菊解释。张银波是一个极好极好的人，是一个诚实到极点了的人。她真心地愿意帮助钱文，真心地与人为善并助人为乐，但同时她真心地接受党的教导接受不忘阶级斗争的吓人的理论。她不会讲客气讲通融讲权宜，她认真地讲党性讲原则讲纪律。你可以责备她有点迂，你可以责备她太不懂人情世故，但是她的本质是极好的。钱文表示坚信，过去，现在，将来，张银波都是钱文的恩师。

  　　东菊听了只有苦笑。

  　　在后来的岁月，钱文多次与张银波打交道。张银波一次轻描淡写地说：“我那一年见到你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敢说呀，那个时候我怎么可能鼓励你拿起笔来呢?工宣队还让我写过你的材料呢……”

  　　很简单，包括最善意最真诚最纯洁的张银波，回首往事的时候，她也不会像感受旁人的不公正一样地感受自家。

  　　钱文点点头，挥挥手，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然而，钱文还是忍不住想：谁让你鼓励我写作了?难道作为故人，在遥远的边疆巧遇，就不能拉个家常?张银波同志，张银波大姐，张银波老师呀!

  　　这天深夜，钱文睡着睡着烦闷而醒，他想起与张银波的见面，不由得长叹一声。

  　　“怎么了?”东菊问。

  　　“没什么。”钱文觉得无从说起。

  　　“月兰真的死了吗?”东菊问。

  　　“那还有假!张银波是她亲生母亲呀。你知道，月兰有点神神经经，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再说，现在死个把人还算个事儿啊?”

  　　“我只是觉得那不可能。你听我的……”

  　　“唉，你也太主观了。当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破坏的时候，主观唯心主义乃至于迷信什么的，就抬头了。”钱文叹道。

  　　“反正我不信。现在的事，我很难相信。”

  　　“倒也是。”钱文睡着了。

  　　……一九七一年夏天，钱文接到本小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来信，说是他受朋友辗转委托，要将一个自云南发出，经列车员带到本自治区，又经人带到此地的包裹交给钱文。钱文按照信上开的地址去了，对方是税务局一个干部，矮个子，秃顶，小胡子。他对钱文一无所知。他用南方口音给钱文讲了一通，愈讲钱文愈糊涂。他说什么张同志与他的在云南工作的弟媳妇的舅舅相识，然后是那位舅舅又与昆明军区有什么头头认识——钱文想反正这年头认识的人愈多愈好——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包裹到了列车员手里，又到了长途公共汽车的乘客手里，最后到了税务局手里，现在应该传到钱文同志手里了。他告诉钱文，现在不认识几个交通部门的人士，还真是活不下去了，特别是收税的，中国人最恨的就是收税，他的住房玻璃就被人砸烂过。

  　　钱文将信将疑，他提出一些疑问。收税的同志说：“反正包裹上写的收件人是你，地址也是你的地址，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再说这里边都是好吃的，没有毒品也没有违禁品。你为什么要拒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