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跑到我们面前，嘴里哇啦，双手比划，表达了许多我们无法理解的意思。我们困惑地望着他那张线条粗糙的脸，心里萌生着许多毛茸茸的念头。哑巴眨动着土黄色的眼珠子，肥大的下颚连连抖动。他转身跑到东厢房里，拿出了豁边的青瓷大碗和那幅鸟画，对着我们炫耀。剃头的人提着刺刀走上前来，拍拍哑巴的肩膀，问：“孙不言，你认识她们?”    

　　哑巴放下碗，捡起一块劈柴，蹲在地上，写出一行歪歪扭扭、缺胳膊少腿的大字：“她是我的丈母娘。”    

　　“原来是大婶子回来啦，”剃头人热情地说，“我们是铁路爆炸大队一排五班，我是班长，姓王，我们大队来这里休整，占用大婶的房屋，十分抱歉。您的女婿，我们政委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孙不言，他是个好战士，作战英勇不怕死，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大婶子，我们立刻搬出正房，老吕小杜赵大牛孙不言秦小七，大家赶快搬东西，给大婶子腾出炕来。”    

　　兵们放下手里的活儿，走进正屋里去。他们背着叠得方方正证、捆得结结实实的被子，打着绑腿，脚蹬千层底布鞋，胳膊弯上挎着大枪，脖子上挂着铁地雷，整整齐齐站在院子里。班长对母亲说：“大婶子，你们进屋吧。大家都在这里等着，我去向政委请示。”士兵们都规规矩矩，连那现在叫孙不言的大哑巴也站得挺拔，好像一棵松。    

　　班长提着枪跑走。我们进入正屋。锅上加了两扇用苇席和竹片制成的笼屉，灶膛里燃烧着劈柴，火势凶猛，水在锅里响，蒸气从笼屉缝里蹿出。我们嗅到了馒头的香气。那个老伙夫，抱歉地对母亲点点头。他很慈祥。他往灶膛里塞劈柴。“原谅我未经同意改造了你们家的锅灶，“他指了指通往灶膛下边的一条深沟，说，“十几个风箱也不如这条沟。”火苗子轰轰响，使人担心锅底被熔化。面色红润的上官领弟坐在门槛上，眯缝着眼睛，注视着从笼屉的缝隙里蹿出来的蒸气。那些蒸汽飘飘袅袅，瞬息千变，果然越看越好看。    

　　“领弟！”母亲试探着叫了一声。    

　　“姐姐，三姐。”五姐六姐叫。”    

　　上官领弟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们一眼，好像与我们素不相识，也好像我们与她根本没有分离开过。    

　　母亲带着我们看了看收拾得很清爽的房间，感到坐立不安，处处拘谨，只好重新回到院子里。    

　　哑巴在行列中对着我们扮鬼脸。司马家的小东西大着胆子去摸他们绑得结结实实的腿。    

　　班长带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进来。他说：“大婶子，这是我们蒋政委。”    

　　蒋政委白净面皮，嘴上无须，中等个头。腰里束一根宽皮带。胸前衣兜里别着一杆金笔。他客气地对我们点点头，又从腰后的牛皮挎包里模出一把花花绿绿的东西。他说：“小朋友们，请吃糖。”他将手中的糖平均分配给我们，连裹在紫貂皮大衣里的女婴也得到两块，由母亲代领。我第—次尝到了糖的滋味。政委说：“大婶，希望您能同意这个班借住您家的东西两厢。”    

　　母亲麻木地点点头。    

　　政委捋起衣袖，看看手表，大声问：“老张，馒头蒸好了吧?”    

　　老张跑出来，说：“就好了。”    

　　政委道：“你安排给孩子们开饭，尽她们吃，回头我让事务长给你们补足差额。”    

　　老张连声答应。    

　　政委对母亲说：“大嫂，我们大队长想见见您，请您跟我走一趟。”    

　　母亲欲把怀中的女婴递给五姐，政委伸出一只手，说：“不，抱着她吧。”    

　　我们跟随着政委——其实是母亲跟随着政委——我在母亲背上，女婴在母亲怀中——走出胡同，穿过大街，来到福生堂大门口。两个持枪肃立的士兵脚跟并拢，左手拄枪，右手并拢，从胸前弯过去，按在雪亮的刺刀刃上，对我们行了一个持枪注目礼。我们穿过一个又一个弄堂，最后进入一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张紫色八仙桌，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两个大盆。一个盆里是野鸡，一个盆里是野兔。还有一笸箩白得发蓝的馒头。一个络腮胡须男人笑着迎上来，说：“欢迎，欢迎。”    

　　政委说：“大嫂，这是我们鲁大队长。”    

　　鲁大队长说：“听说大嫂也姓鲁?五百年前咱们是一家。”    

　　母亲说：“长官，我们犯了什么罪?”    

　　鲁大队长一怔，爽朗地大笑，笑罢，说：“大嫂误会了。请您来，没有别的意思。我与您的大女婿沙月亮十年前曾是交杯换盏的朋友，知道您刚刚归来，特意备酒为您洗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