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峰战斗、牺牲的地方，马头山

引子

那年一个细雨飞来飞去的日子，张海娥的儿子王河河用三轮车把我接到裴家窑，这是我首次见到张登峰的女儿张海娥。我的情况张海娥已从她儿子嘴里了解，但老人依然刨根问底。等我把祖宗三代报完，张海娥挪到我的跟前，一手拉住我的手，一手拍着我的手，动情地说：“你爷爷白成章先生和我爹是要好不过的同学，在一个村里教过书，白先生是边墙里外”有名的中医，我爹在马头山打游击时，缺医少药恓惶到家啦，我爹下你们堡请白先生上山当医官，你爷爷二话没说就跟着我爹上了山。”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展开了一幅血雨腥风的画面······

英雄血洒边关地

张海娥回忆父亲张登峰

张登峰于1904年出身于山西省左云县郭家窑乡拒门堡，她和妻子王进生有三子一女，排行是：张广济、张海娥、张广钦、张广达。张海娥生于1927年，小张广济两岁，“七七”事变时，她刚好10岁。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这样一个人，性情刚直，有才有德，又有口才，他身材瘦小，特别灵活，一两丈的墙能“嗖”的一下跳过。1932年左云高小毕业后回村当了教员，直到1936年。他在给学生上课时除了讲书本上的东西外，另给学生灌输一些爱国主义的东西，他常对学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们应当挺身而出，为国效力，为民分忧。他又说：“有了知识，学到文化，你们应当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才是出路。在家里，他说的也是这类话。也正是因为父亲的教育培养，使我们在心里从小种下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种子。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影响和鼓励下，他的学生有31人先后参加了革命，其中有9人在战斗中牺牲。我二叔张登元，表哥王世英，哥哥张广济以及亲叔伯哥哥张广勋、张广义、张广居，以及张学斌等人都是在他的鼓励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说父亲不仅是一位合格的教员，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报效国家是父亲早就有的愿望，民国年间女孩子们还时兴缠脚，母亲总想把我的脚缠住，父亲一看见就偷着给我解开，因为这父母有时吵的面红耳赤。后来在父亲的开导教育下母亲想通了，所以我一直是大脚。我哥哥找对象，父亲首先提出必须是大脚。他说：“我的女儿和媳妇是要骑马上战场的，小脚怎么能上战场？所以我嫂子杨桂芳和我一样也是大脚板。

父亲参加抗日是1937年，日本人占领大同左云后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父亲在家里成天唉声叹气，在这段时日里父亲睡不着，常常对着素油灯苦思，思考抗日救国的出路。起先他想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才搞到一支步枪就被阎锡山助马左云县政府要走了，既然左云有抗日县政府，父亲很高兴，就参加了县政府，当了左云一区区长。在他当区长时期，八路军警备六团，六支队也开进了左云，他积极支持八路军的工作，筹粮筹款，工作很积极，为抗日做了很多事情。1939年，助马县政府解体后，父亲解甲归田，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父亲终于认清：要想抗日救国，唯有投奔共产党八路军。1940年2月，哥哥在父亲的鼓励下，北上口外曹碾参加里鲁平的队伍。1941年秋，父亲假装拾粪出了村投奔鲁平队伍。

父亲和哥哥参加抗日后尽管化了名，但还是瞒不过日本人，日本人去拒门烧了我家和二叔家，牲口全被他们拉走，东西被抢劫一空。母亲、嫂子、我和两个弟弟无家可归，只有跟随父亲打游击。那时我才十三岁，只能做一些护理伤员，缝衣裳缝子弹袋，站岗放哨一类的事情。我跟随父亲打游击有一年多，后来因为斗争形势恶化，女人和孩子行动不方便，经丰凉县委决定，母亲和嫂子进入抗日家属队，两个弟弟被送往偏关，我被疏散到弥陀山下三岔沟地下党员张玉山家隐蔽。

1942年夏，父亲在张玉山的安排下看我，被密探知道，在三岔沟打了一仗。父亲冲出包围，我的隐蔽点也暴露，只有沿着马头山边讨吃边找父亲。当时日本人已经下了悬赏令，抓住张登峰女儿，赏大洋两千，官加一级。这个令一下，一些狗汉奸们四处打探我的动静去向，好几次差点让他们捉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的安全，父亲忍痛决定把我送到已定亲的裴家窑（破鲁乡)婆家王门家。

在地下党的掩护下我被接到马头山下的土东沟村(曹碾乡〕，在这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父母，父亲的脸成了黑铁片，母亲抱住我痛哭说对不住我。父亲擦了泪笑着说：“甭哭，爹见到你笑还笑不迭哩。”在土东沟出聘的那天，父亲说：“娥子委屈你了，小小年纪就做媳妇，爹又没个啥陪你的，等革命胜利了，爹给你定班鼓匠，给你好好红火一场。父亲牵着毛驴，我骑在毛驴背上。到了裴家窑，父亲饭也没吃就走了，我把父亲送到村口。对父亲说：“您要多保重。”父亲笑着说：“爹这颗头，自打投奔共产党就已经挂在国门上了。”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父亲是1943年在偏关入党的，之后回到马头山，担任丰凉县长，这年11月，在马头山南窑子村牺牲的，那年他才39岁。

留下英雄足迹的秀丽村庄马头山下

张登峰血洒马头山

1943年4月，日伪在东西大同推行第四次“施政跃进运动”，内容是“扩大治安区，消灭共产党”。大（大同）丰（丰镇）凉（凉城）左（左云）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环境更加恶化，斗争更加残酷。左云等县成为日伪强化治安的“模范县”。担任共产党丰凉县左大一区（包括左云县一、三区、大同五、六区）区长的张登峰就是在这时赴塞北行署驻地的偏关参加整风学习。在此期间，张登峰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申请，绥南地委根据他一贯的表现，认为他已经具备了党员的条件，但因为张登峰曾担任过国民党左云县区长的特殊原因，建议绥蒙区党委考虑他的入党问题。之后由绥蒙区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苏谦益、军分区司令员姚喆同他谈话，由曾则西，马子歆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入党这天，张登峰极度兴奋，彻夜不眠，和战友动情地说：“这下我终于找到了归宿。跟定共产党走到底，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永不后悔。”

张登峰迫不及待向党提出尽快重返丰凉县的请求，绥蒙区党委考虑到他年纪较大不便在前方工作，决定让他留在后方。张登峰找绥蒙区党委领导，再三恳求返回丰凉县，他说边墙（长城）内外、马头山上下，我人熟地熟，对敌斗争情况熟，我有信心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绥蒙区党委终于同意了他的请求，任命他为丰凉县长兼县大队政委。

10月间，张登峰回到前方，在马头山汇合了县大队队长李贵丑，他的长子、凉二区区长张广济，这支只有13人的坚持拼命的游击队，在张登峰的带领下，转战在边墙内外，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把抗日发挥到了极致，把敌伪的治安区捣的天翻地覆，再次引起日伪的极度恐慌，大丰凉左各县的敌伪对张登峰的悬赏从千元大洋增加到万元。

斗争实践证明，在敌伪扫荡根据地的行动中，汉奸和叛徒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巨额的悬赏金让汉奸和叛徒们不择手段跟踪侦查游击队。11月18日，游击队在马头山营盘梁一带活动后，认灯时转移到山脚的南窑子村住宿，不辞辛苦的狗汉奸已摸到这一情报。17号据点的敌人纠集了厂汉营据点的日伪二百多人，对游击队进行奔袭。五更以后，日伪军包围了南窑子村。张登峰发现敌情后，沉着地做出突围的决定，命令李贵丑带一部分队员从西面突围。李贵丑说：“你是县长，你比我重要，我掩护，你突围。”张登峰说：“生死关头，死也的我先死。我和广济掩护，你们先出去。”李贵丑只好执行命令。张登峰父子俩组织火力，利用土版墙、窑洞做掩护，为突围杀出一条路。敌人见游击队从西面突围出去，就把所有的火力对准张登峰父子，并仗着人多火力强，不断发起进攻，这场殊死的恶仗从五更一直打到过午。张登峰父子的枪已经没喂的了（没子弹），只剩最后两颗手榴弹。张登峰对儿子说：“李贵丑他们进了山，我也歇心了。儿子，咱用手榴弹炸开路，出去。”两颗手榴弹在敌人的包围圈炸响。借着硝烟，，张登峰父子拐进一条巷子，张广济说：“爹，我扶您上墙，您先出去。”张登峰说：“你年轻，你先出去。”张广济说：“爹比我重要，爹先出去。”张登峰唉了一声，刚上墙，后面的敌人就追了上来。张登峰正转身拉张广济上墙，飞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张登峰从墙头上倒了下来。这是南窑子村的一堵围墙，墙外便是枝叶扶疏的沟，一进沟就是安全地带。

这场恶战，张登峰牺牲，张广济被俘，游击队击毙敌人7名，其中有日军指导官一人。

这天，黑色的云层压在马头山上，雪花纷纷扬扬把边墙内外装饰成银色世界，南窑子村的群众叹息说：“这是老天爷为张县长流泪，让山川给他带孝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