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峰战斗、牺牲的地方，马头山 

引子

那年一个细雨飞来飞去的日子，张海娥的儿子王河河用三轮车把我接到裴家窑，这是我首次见到张登峰的女儿张海娥。我的情况张海娥已从她儿子嘴里了解，但老人依然刨根问底。等我把祖宗三代报完，张海娥挪到我的跟前，一手拉住我的手，一手拍着我的手，动情地说：“你爷爷白成章先生和我爹是要好不过的同学，在一个村里教过书，白先生是边墙里外”有名的中医，我爹在马头山打游击时，缺医少药恓惶到家啦，我爹下你们堡请白先生上山当医官，你爷爷二话没说就跟着我爹上了山。”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展开了一幅血雨腥风的画面······

英雄血洒边关地

张海娥回忆父亲张登峰

 张登峰于1904年出身于山西省左云县郭家窑乡拒门堡，她和妻子王进生有三子一女，排行是：张广济、张海娥、张广钦、张广达。张海娥生于1927年，小张广济两岁，“七七”事变时，她刚好10岁。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这样一个人，性情刚直，有才有德，又有口才，他身材瘦小，特别灵活，一两丈的墙能“嗖”的一下跳过。1932年左云高小毕业后回村当了教员，直到1936年。他在给学生上课时除了讲书本上的东西外，另给学生灌输一些爱国主义的东西，他常对学生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你们应当挺身而出，为国效力，为民分忧。他又说：“有了知识，学到文化，你们应当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才是出路。在家里，他说的也是这类话。也正是因为父亲的教育培养，使我们在心里从小种下了爱国主义的思想种子。在父亲的教育、培养下，影响和鼓励下，他的学生有31人先后参加了革命，其中有9人在战斗中牺牲。我二叔张登元，表哥王世英，哥哥张广济以及亲叔伯哥哥张广勋、张广义、张广居，以及张学斌等人都是在他的鼓励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因此说父亲不仅是一位合格的教员，更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报效国家是父亲早就有的愿望，民国年间女孩子们还时兴缠脚，母亲总想把我的脚缠住，父亲一看见就偷着给我解开，因为这父母有时吵的面红耳赤。后来在父亲的开导教育下母亲想通了，所以我一直是大脚。我哥哥找对象，父亲首先提出必须是大脚。他说：“我的女儿和媳妇是要骑马上战场的，小脚怎么能上战场？所以我嫂子杨桂芳和我一样也是大脚板。

   父亲参加抗日是1937年，日本人占领大同左云后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父亲在家里成天唉声叹气，在这段时日里父亲睡不着，常常对着素油灯苦思，思考抗日救国的出路。起先他想拉起一支抗日武装，才搞到一支步枪就被阎锡山助马左云县政府要走了，既然左云有抗日县政府，父亲很高兴，就参加了县政府，当了左云一区区长。在他当区长时期，八路军警备六团，六支队也开进了左云，他积极支持八路军的工作，筹粮筹款，工作很积极，为抗日做了很多事情。1939年，助马县政府解体后，父亲解甲归田，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父亲终于认清：要想抗日救国，唯有投奔共产党八路军。1940年2月，哥哥在父亲的鼓励下，北上口外曹碾参加里鲁平的队伍。1941年秋，父亲假装拾粪出了村投奔鲁平队伍。

     父亲和哥哥参加抗日后尽管化了名，但还是瞒不过日本人，日本人去拒门烧了我家和二叔家，牲口全被他们拉走，东西被抢劫一空。母亲、嫂子、我和两个弟弟无家可归，只有跟随父亲打游击。那时我才十三岁，只能做一些护理伤员，缝衣裳缝子弹袋，站岗放哨一类的事情。我跟随父亲打游击有一年多，后来因为斗争形势恶化，女人和孩子行动不方便，经丰凉县委决定，母亲和嫂子进入抗日家属队，两个弟弟被送往偏关，我被疏散到弥陀山下三岔沟地下党员张玉山家隐蔽。

1942年夏，父亲在张玉山的安排下看我，被密探知道，在三岔沟打了一仗。父亲冲出包围，我的隐蔽点也暴露，只有沿着马头山边讨吃边找父亲。当时日本人已经下了悬赏令，抓住张登峰女儿，赏大洋两千，官加一级。这个令一下，一些狗汉奸们四处打探我的动静去向，好几次差点让他们捉住。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的安全，父亲忍痛决定把我送到已定亲的裴家窑（破鲁乡)婆家王门家。

在地下党的掩护下我被接到马头山下的土东沟村(曹碾乡〕，在这里我见到了分别一年多的父母，父亲的脸成了黑铁片，母亲抱住我痛哭说对不住我。父亲擦了泪笑着说：“甭哭，爹见到你笑还笑不迭哩。”在土东沟出聘的那天，父亲说：“娥子委屈你了，小小年纪就做媳妇，爹又没个啥陪你的，等革命胜利了，爹给你定班鼓匠，给你好好红火一场。父亲牵着毛驴，我骑在毛驴背上。到了裴家窑，父亲饭也没吃就走了，我把父亲送到村口。对父亲说：“您要多保重。”父亲笑着说：“爹这颗头，自打投奔共产党就已经挂在国门上了。”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父亲是1943年在偏关入党的，之后回到马头山，担任丰凉县长，这年11月，在马头山南窑子村牺牲的，那年他才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