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流氓的逻辑，恶棍的逻辑，强盗的逻辑！

帝国主义集团，在亚洲，在非训，在拉丁美洲，应用了几百年这种无法无天的逻辑。他们在我们的土地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奴役我们，做尽了罪大恶极的坏事，他们坦然地认为这是“天经地义”，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对于无力还击的人民本来他们是连“理由”也不必说的，只有到了听见质问和谴责的正义声音的时候，他们才“行若无事”地提出他们所惯用的强盗逻辑。

受压迫受剥削的亿万人民，是不会容许强盗的行为长久做下去的。地球上兴起了社会主义阵营，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人民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国家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入。强盗们使不出他们明火执仗的惯技，他们就改使偷偷摸摸的鼠窃办法。

五月一日，一架美国强盗的Ｕ—２军用侦察机，侵入苏联的领空，人赃俱全地被苏联捕获了。在赫赫如山的罪证之下，这些美国强盗狼狈万分地面对着全世界正义人民的怒目，他们在撒尽了掩饰、推托、欺骗的漫天大谎之后，居然又无耻地用了他们所惯用的逻辑，说：

“只因为你们过分地保密，所以我们要采取正当的国防措施”，“正因为你们把自己的社会关闭得很紧，控制得很严，所以我们……”，意思说：我们就只好非法地来偷窃！

强盗的逻辑，是“左之右之，无不宜之”的。如果说“慢藏诲盗”，“慎”藏也会“海盗”！反正是“黄金动盗心”，只因你有黄金，而保存得很好，我抢不到就只好来偷。这都是他们的逻辑，他们的道理。听了这些无耻的、旷古奇闻的道理，有了还击的力量的人民，忿怒之余，会发出鄙夷的大笑的！

强盗的道理就是武力。但是，我们忍气吞声的日子，已经老早过去了！随他们“长不出象牙”的狗嘴里再说出什么样的话，只要我们一抓住了血淋淋的贼手，我们就打！我们不但打这个行窃的小贼，还要打分赃的窝主，更要打那些坐在贼巢里派遣喽罗出来劫掠偷窃的贼头们！

用心血浇花的园丁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沈校长，极其亲切而尊敬地，把一位身材魁梧、面容温蔼而沉毅的中年人介绍给我，说：“这位就是我们的王企贤老师。”

我高兴得微微地吃了一惊。

我翻过王企贤老师去年在北京市宣武区文教群英会上的发言稿，那篇动人的发言，上半段是他自己辛酸的回忆。从一九二七年起，他在北洋军阀时期，敌伪统治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重掌政权时期，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严霜烈日的“穷教书匠”的生活，把他折磨得从“有过非凡的抱负，和远大的志愿”，“少小曾学击剑歌”的人，一变而为“谨守饭碗的老夫子”，整天整夜是“仰天长叹，孤灯对愁”……我心里想，这些年的潦倒穷愁，在这位老师的身体形容上，总会留下一些痕迹吧！但是到了我和他会面的时刻，我看到的不是一位“老夫子”，而是一位身体健康、精神奕奕的、誓“把后半生的心血浇洒在祖国的花朵上”

的老教师。我从心底歌颂我们亲爱的党的伟大！我们的党，解放了全中国，解放了王老师，而且给了他一副新的健康奋发的身体和精神，使他能以革命的人生观和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把他数十年的丰富的教学经验，溶化糅和在这股炽热的思想感情里，为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为党的事业，为实现美好的未来而贡献出所有的力量。”

我和王老师谈了将近三个钟头的话，我时时都在设想：假如我是一个小学生，我一定爱上王老师的语文课。他的谈话是那样的诚恳而沉稳，却又那样的活泼而生动，一双深沉的眼睛里不时发出兴奋的带着幽默的光辉，这三十一年的教学生活中，他以这样的光辉，不知映照了多少热情倾听的孩子呵！

王老师原是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在地主高利贷的重担高压之下，万分勉强地在师范学校毕了业，但是当时一毕了业，生活重担就要压在自己头上，寻找职业又是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因此“同学们都在默默地整理行装，在应该话别的时节，各个人都是愁眉苦脸地相对无言，整个斋舍充满了忧郁的气氛”。这种普遍的穷愁的情景，是今天兴高采烈、恨不得立时飞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实现各人的雄心大志的毕业生们，永远想象不到的！

王老师回家去了，他从鬓发斑白的老父亲的颤抖的手里，接过老人家从地主那里、以月息三分的高利借来的十块钱，满心忧忡地想：“今天我拿走这十块钱，我什么时候能还人家？

万一此去找不到职业，而只身回来的时候，我将以何面目再见老父？”但除了咬紧牙关，挑起这副生活担子之外，再无别路，他只好背起一肩行李，走入黑暗的北京城。

结果是很容易想到的，他受尽了白眼，碰遍了钉子，一个没有富亲贵友的穷师范生，要想找到职业，真是比登天还难，同学们都劝他回家，但是一想起白发苍苍的老父的悲苦渴望的眼光，和地主的残忍狡猾鄙夷的嘴脸，他又没有回去的勇气。他用“五个铜板，度过一天”的办法，挨到一个寒冷的冬天，才在府学胡同小学找到了一个科任教员的位置，于是这位初出茅庐的“穷师范生”，不是羽扇纶巾地去“大展奇才”，而是“上身一件破旧夹袍，下身一条白单裤”地唱了一出“单衣上任”，他那种单寒穷酸的样儿，使得传达室的工友，都不肯给他通报。

这以后的日子，王老师谈起来，就情不自禁地陷入辛酸的回忆里：在最艰难的敌伪统治时期，他在实验小学任教之外，还担任着两处家馆，并在东单的汇文学校兼两堂课，他的午餐是书包里藏着几块捏不起来的杂面的烙饼，为了怕人看见，就躲到东单的操场上背人咽了下去！王老师谈到这里，勉强地笑了一笑：“我的身体还算支撑得住，可是长期挨饿和营养不良，逼使我的老父，我的妻子儿女，在贫困疾病中相继死亡，到了解放前夕，我一家七口人，只剩下我和我的大儿子了！”这时他凝视着手里摇摇欲坠的烟灰，这些枯瘦痛苦的亲人的苍白的脸，又一个一个地映入他的眼帘，其中最镂心刻骨的，是一九四八年初冬的一个深夜，患着严重肺病、卧床不起的女孩子，体温直线上升，咯血不止，在他顿足捶胸，“没钱只好等死”的忧愤如焚之中，外面还传来特务和保甲长的凶暴的逐户查人的砸门声音……眼前的世界，真像无底的黑暗深渊一样，人们再也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