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不想多抄这本集子里我所喜欢的篇目和句子，爱读散文，学写散文的人，最好还是去翻翻原作。在集子后面的几篇文章，如《我的改造》《写作自白》里，把写作的关键问题和作品的欣赏问题，都说得很诚恳，也很深刻。在《写作自白》的第三段里有几句话，简直是替我说的：

说这部作品一点不动人。所谓打动不打动，就是说看作品的感情是不是戳了你的心。我觉得，在正当的思想基础上，这种最直接的感觉常常就能够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

《海市》打动了我的心，首先是我直接感觉到作者对于他所描写的人民和地方，是有真挚丰富的感情的，恰巧我对于作者所描写的某些人民和地方，也有过相当的接触，也有着浓厚的感情。加以作者的文笔，称得上一清如水，朴素简洁，清新俊逸，遂使人低徊吟涌，不能忘怀。作者在“小序”上自己说，“好的散文就是一首诗”那么，这个集子里，就有好几首诗。我还记得在好几个月以前的《人民日报》第八版上，看到作者哀悼喀麦隆革命领袖穆米埃遇害的文章，还有一九六一年《人民文学》三月号上有一篇《茶花赋》，也都是好散文，值得一读。

我喜欢用散文的形式写作，因此也更细心地读散文作品，为着鉴赏，也为着学习观摩。

从这些年来写和读的经验里，我发现真正好的散文是难得的，能够把散文写得动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热爱自己所描写的对象，感情不真挚，不到非写不可的时候，就写不好；同时，词汇不够，心里有话，笔下说不出，也写不好；词汇丰富了，还没有熟练到会把恰当的字眼放在恰当的地方，也仍然写不好。因此，作者要一方面深入人民的生活激流，去培养自己对于人民生活的感受和热爱，一方面要多读（古今中外的作品都要读）多写，来锻炼自己写作的技巧。《海市》就是可读的现代散文作品之一。

共同的文字和语言

从日本归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可是在我们的感觉里，似乎仍没有离开日本的土地。这几天除了同日本作家访华团的多次聚餐座谈以外，在其他盛大的招待日本访华的其他团体的宴会上，隔席也往往瞥见了我们在日本时候朝夕相处的熟人。临别依依，谁也没想到重见得这样快！双方在惊喜交集之下，赶紧趋前握手，笑逐颜开，这种好友重逢的快乐，真是说不尽的。

我总感到，和日本朋友交谈（和朝鲜、越南朋友也是如此），有特别便利之处，比方说，我们同外国朋友交谈之际，触景生情，忽然忆起一些中国的非常恰当、十分传神的成语，只因为警句最难翻译，对于不懂得汉文的朋友，我们往往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因此我们的谈锋往往不健，思想感情的交流，也比较艰涩。和日本朋友在一起就不同了，日本朋友、尤其是作家们，对于中国的成语和诗句，大都熟习得很，随手拈来，自然贴切。日本着名评论家白石凡先生，在去冬离开中国前夕的饯别会上，就引用了李白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一诗中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之句，来比拟中日人民的、任何外力所不能割断的友谊。这种例子，在日本朋友谈话之中，真是举不胜举。因此，我们在一起，只消有一管笔，一张纸，就能写出几个我们共同喜爱欣赏的文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其他的话语，在没有翻译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笔谈来互相了解，这种情况，是再痛快也没有的！

更深刻的是中日人民之间，通过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发展出来的新的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新的和谐一致的坚强的语言。美帝国主义者及其忠实走狗，近在十一年以前，还在中国大陆，侵占我们的土地，欺压我们的人民；他们至今还侵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因此当我们在日本，听到日本人民慷慨激昂地告诉我们在去年二十三次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中，许许多多可泣可歌的英勇事迹；看到曾经负载过几十万人雄壮的行进步伐的神宫外苑沙地，回应过几十万人响彻云霄愤怒高呼的皇宫广场，我们脑海中立刻涌起我们自己的许多年来在全国各地的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我们自己的，支持日本人民反帝斗争时，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这两股巨大的洪流汇合在一起，波涛澎湃之声仿佛在震撼着亚洲和全世界！

这种敌忾同仇的思想感情的交流，不必通过文字，甚至于也不必通过语言。在广厅上，车站上，海滩上……一次有力的握手，一个温暖的微笑，一瞥热情的眼光，我们互相同情支持的千言万语，就都能表达出来了。世界上还有比战斗的友谊更深刻更坚强的吗？！

让我们都为这伟大的、关系着两国和亚洲的美好将来的友谊，做出不断不懈的努力吧！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１９６１年６月２５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不是“山穷水尽”

这些年来，我不只一次地看到我们南宋时代的伟大爱国诗人陆游的两句很好的诗，被错误地引用了。这两句是他的《游山西村》七律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引用的人，都把它写成“山穷水尽疑无路，…”把诗人描绘层山曲水的妙笔，轻轻地抹煞了！

这首诗的全文是：

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我手里没有陆游（放翁）的全集《剑南诗稿》，只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陆游诗选》，在这首诗下面的附注里，提到他在宋孝宗乾道二年（一一六六年）因极力鼓吹和支持抗战派将领张浚北伐，遭到当权的投降派的排挤，自隆兴（今江西南昌）通判任罢官，回到他老家山阴（今浙江绍兴）镜湖的三山地方居住，这首诗是一一六七年春天在乡间写的。从那时起有四年，以及在他去世前的二十年中，都在山阴山林中过着贫困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