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骂阿丽森是柔懦，阿谀，冷酷，愚蠢……这一切都使得阿丽森向她的父亲诉苦说：

“……是的，有的人是存心报复才结婚的。至少，像吉米这种人是这样的……”

吉米的一腔无名烈火，是有它的背景的。他的父亲是从西班牙战场上受伤回来的军人，受尽了侮辱漠视而死去的。吉米悲愤地说：

“有十二个月之久，我看着我的父亲死去——那时我只有十岁。他是从西班牙战场回来的，你知道。在那边一帮敬畏上帝的绅士们把他搞得遍体鳞伤。他活不了多少日子了。人人都晓得——连我也晓得……但是只有我一个人关心他……家庭为这件事感到羞愧——羞愧而恼怒（面向窗外）。至于我的母亲呢，她只想到她是和一个什么都做得不对的人成为同类了。我母亲是赞成同少数人来往的，但是这些少数人必得是漂亮时髦的人！……每逢我坐在他的床边，听他说话或是念书的时候，我必得拼命忍住我的眼泪。到了十二个月的终了，我也变成了一个退伍军人。……你看，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什么是愤怒——愤怒而无能为力。我永远忘不了这个……”

因此，吉米永远同情劳动阶级，同情“什么都做得不对”的人，而谴责时髦漂亮的社会上层人物。他对于他朋友的母亲唐纳夫人（一个终身辛苦劳作赡养全家帮助朋友的善良的妇女）的死，感到无限的伤心，他悲愤地斥骂阿丽森说：

“不该挨饿的人在挨饿，不该被爱的人却被爱着，不该死的人死去了。”

应该说，愤怒是必然的，但是“愤怒”之后，只感到“无能为力”，就没了劲了，这是一个关键！这就注定了他永远陷在彷徨苦闷的绝境，而成了悲剧的主人翁！

作者从阿丽森对他父亲的谈话里，说出老年和青年两代的共同问题：

“您觉得伤心因为什么都变了样。吉米觉得伤心因为什么都不变。可是你们两个人都不敢正视事实……一定在某个地方出了点毛病，对不对？”

在阿丽森和海伦娜的对话里说：

海伦娜你知道吗？我已经发现了吉米的毛病在哪里。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他生错了时代。

阿丽森是的，我知道。

海伦娜现在再也没有这种人的地位了——不论在性的方面，或是政治方面，或是其他方面。因此他就总是那样地夸夸其谈。有的时候，我听着他讲话，我觉得他是活在法国革命的中期。当然，他们是应该活在那时期的。他不晓得他是在什么地方，或者他要往哪里走。他永远做不出任何事情，而且他也永远成不了任何东西。

最后呢，他们就灰心绝望地过着“逃避一切”的生活。吉米和阿丽森“变成了有着毛皮的脑子的，披着毛皮的小动物”。吉米是一只狗熊，阿丽森是一只松鼠，因为他们“不能再忍受做人的痛苦了”！

但是在那样的社会下，动物也不能安生的。吉米困乏无力，温柔尖酸地说：

“……我们还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到处都埋伏着残酷的钢铁的捕机，就等着那些有些疯狂，略带凶恶，而非常胆小的小动物的。对吗？”

在他们凄惶地互相拥抱，互相叫着：

“可怜的松鼠！”

“可怜，可怜的狗熊！”的声中，幕落下了！

在帝国殖民主义总崩溃的前夕，不想当“脑子长毛的动物”的英国青年人，要往哪里走呢？我一直在想着。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北京。

朝阳和夕照

一九五八年的三月到六月初，我访问了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意大利、瑞士；十月初到十一月底，我又访问了苏联。我看到了一个极其鲜明的对照——一边是夕阳残照，暮色沉沉；一边是旭日初升，光芒万丈！这两次的访问，时间都只有两个月左右，真是走马看花。但是两种不同的印象，给我以截然不同的感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所见所闻，都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一天天在衰落腐烂，更引起了我对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憎恨，和对那些国家里的痛苦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则加深了我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对苏联建设事业的成就与进展的认识。两次访问的两种印象，给了我极深刻的启发和教育！

我先到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大城市里，车辆行人往来如织，商店橱窗五光十色，霓虹灯的广告，眩人眼目，但是在窗外徘徊观看的人多，买主却是很少。到过解放前的上海和现在的香港的人，对这种情况都能体会一二。离开城市稍远，第二次大战的伤痕，宛然尚存。在英国伦敦的东部，可以看到颓废荒凉的街道，倒塌严闭的民居和萧条冷落的商店。在意大利罗马城外，贫民在古水道的桥孔下安家，在米兰城内还有贫民住在半倒塌的楼房里。

意大利的朋友们指给我们看街头的新盖好而门窗紧闭的住宅大楼，那都是“吃瓦片”的资本家所兴建的，房租很贵，一般劳动人民住不起。市政府所盖的住宅，不但数量极少，而且非有“内线”，难以迁入。在伦敦我们也参观过市政府兴建的住宅大楼，也是数量少而房租贵，和人民的要求相差太远。

在西方的大城市中，美国低级文化到处泛滥——一位英国教授称之为“可口可乐化”——书摊上和药店里，摆满了黄色书刊和滑稽画。资产阶级的报纸上除了以大量篇幅登载商品广告之外，头条新闻不是杀人越货的报道，就是诬蔑社会主义国家的文章。街头上的大幅电影广告，也都是色情和恐怖的叙述和描写，嗅不到一点健康和艺术的气息！

假如文艺作品是人民精神生活的风雨表，那么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英国青年作家奥斯本所写的那个剧本——所谓“像炸弹一样投在伦敦的舞台上”的“愤怒地回顾”，就可以看出现代英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灰色的人生观，对于殖民地逐渐削减的无可奈何的留恋，惋惜；对于未来大战的核武器的恐惧，对于被美国奴役的不甘心……一切的悲哀、恐怖、苦闷、彷徨、绝望，合成一股所谓“愤怒”之火，在疯狂地爆发，但这也只是一股软弱无力的虚火，只能在苦闷悲哀颓废中熄灭下去！我曾经向这些作家提出这样的问题：“重要的不是‘愤怒地回顾’，而是怎样地‘前瞻’吧？”听者苦笑摇头，莫知所答！据说这一派“愤怒”的青年作家，约有十一二人，他们的作品，主要是暴露知识界的龌龊与黑暗，音调悲观而低沉。老作家们有的已从文坛上渐渐消失，有的就堕落到专写神秘和色情的作品。诗和短篇小说没有销路，恋爱和侦探小说却极其流行。我们在伦敦的国家画廊，还看到许多现代派的美术作品，这种作品看来既不健康又无意义，有些畸形扭曲的人体画，使人看了发生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在有些学者诗人的壁炉墙上，我也看到“国旗式”的图案画，或是模模糊糊的一些线条的巨幅，据说这些画幅是越凝视越能看出意义来……但从这一切作品的背后，我只能看出无聊、昏乱、苦闷和悲哀，而得不到一点美感和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