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春天吵醒了》。）

中印友谊的罪人

西藏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的武装叛乱，已经由人民解放军在藏族人民的热情支援下，迅速平定了。西藏人民将永远摆脱黑暗落后的生活，大踏步地走上幸福光明的大道，这是我国六亿五千万同胞同声欢呼的一件事。

但是我们也不能容忍英帝国主义者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在这次叛乱中，伸出长长的魔爪，想混水摸鱼来干涉中国内政！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竟悍然现出原形，明目张胆地同情和支持背叛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摧残宗教、屠杀僧尼的双手沾满了西藏人民鲜血的叛乱分子，印度的外交官员也竟然亲手发出漫天大谎，前言不对后语的两个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印度警察当局竟然纵容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印度的一些报纸和政界人士天天在散发着反华的叫嚣，这种干涉中国内政，毒化中印友谊的活动，使我们不能不有无限的痛心与愤激！

中国人民遇到印度人民，总是从心底感到同情和亲切，一方面固然因为我们是几千年来和平友好的邻邦，一方面也因为我们两国人民都曾受过帝国主义者的剥削压迫，余痛未忘，“敌忾同仇”的激情，把我们极其自然而亲密地连结在一起。

我们热烈地拥护五项原则，我们不断地从各方面努力来巩固与发展我们悠久美丽的友谊。而这些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们，竟然忘却了二百年来英帝国主义者在印度的残酷统治，忘却了印度爱国烈士为反抗帝国主义而流的鲜血，在印度独立将近十年，但在精神上还带着英帝国主义者奴化的烙印，让垂死的帝国主义在自己身上借尸还魂，对自己友好的邻邦，厚颜地说出什么不属于汉藏词汇的“宗主权”等等的老牌帝国主义所用的名词！这种对英帝国主义鞠躬尽瘁的扩张主义分子，是印度伟大民族的不肖子孙，是神圣庄严的五项原则的破坏者，是中印友谊最大的罪人！我要严正地警告他们：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理是掩盖不了的，冥顽地坚持作帝国主义的臣仆，以友为敌的人们，必然要走上被自己同胞，被世界上正义的爱好和平的人民所唾弃的绝路！

致巴金、萧珊

①巴金、萧珊：

四月十八日信收到，因忙未即复，为歉。

“鉴真纪念册”是向赵朴初要的，兹托茹志鹃带上，请察收。

听说你们去逛了新安江和杭州，地方又好，伴又好，闻之真令人羡煞。我这个俗人，大概很难有这个机会了，匆颂双安冰心拜上五、六夜①萧珊，巴金夫人。１９２１年１月４日生，浙江鄞县人。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外文系学习，发表诗歌、散文。１９４４年５月在贵阳与巴金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继任《上海文学》、《收获》杂志编辑。主要译着有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黑桃皇后》；屠格涅夫的《阿细亚》、《初恋》等。

回忆“五四”

一九一九年，我是北京协和女子大学的一年生。

在“五四”的头几天，我已经告假住在东交民巷德国医院，陪着我的二弟为杰——他得了猩红热后，耳部动了手术。

“五四”那一天的下午，我家的女工来给我送换洗的衣服，告诉我说街上有好几百个学生，打着白旗游行，嘴里喊着口号，路旁看的人挤得水泄不通。黄昏时候又有一个亲戚来了，兴奋地告诉我说北京的大学生们为了阻止北洋军阀政府签订出卖青岛的条约，聚集起游行的队伍，在街上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最后涌到卖国贼章宗祥的住处，火烧了赵家楼，有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又是兴奋又是愤慨，他走了之后，我的心还在激昂地跳。那天窗外刮着大风，槐花的浓香熏得我头痛！

第二天我就同二弟从医院回家去了，到学校销了假。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人人站在院里激昂地面红耳赤地谈话，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被选做了文书。我们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出席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多是些高班的同学，我们只参加文字宣传，鼓动罢课、罢市和对市民宣传。协和女子大学是个教会学校，向来对于当前政治潮流是阻隔着一道厚厚的堤防的。学校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专心听道”，“安心读书”，其余一概不闻不问。但是这次空前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的力量，终于把这道堤防冲破了。对于素来不可侵犯的道貌岸然的美籍校长教员们，我们也理直气壮地和他们斗争了。

我们坚持罢课游行，罢课宣传。为了抵制日货，我们还旷课制造些日用品，绣些手绢等出卖，受到美籍校长和某些美国、中国的教员们的反对和讥讽。但是帝国主义者之间是有矛盾的，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拿出最狞恶的面目来阻挡，于是一向修道院似的校院，也成了女学界联合会代表们开会的场所了。同时学生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到有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讲着人民必须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之中，荒漠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洋车，请求大家捐助几个铜子，帮助我们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学生。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于被捕学生的审问，我们开始用白话文写着各种形式的反帝反封建的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发表。

五四运动的前后，新思潮空前高涨，新出的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一样，目不暇接。我们都贪婪地争着买，争着借，彼此传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新青年》里鲁迅先生写的小说，像《狂人日记》等篇，尖刻地抨击吃人的礼教，揭露着旧社会的黑暗与悲惨，读了使人同情而震动。